1934年，作家萧红与萧军逃难到上海时，曾受到过鲁迅先生的照拂。
鲁迅不仅照顾二人的衣食住行，还极力向上海文坛推荐他们的文章，帮助他们在上海落住脚。
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饮食起居都需要妻子许广平亲自照顾。
可萧红三天两头地往鲁迅家跑，向许广平倾诉对生活的哀怨不满，一待就是大半天。
许广平十分头疼，她既要用心照顾鲁迅，又要花时间陪伴萧红，实在分身乏力。
鲁迅去世后，萧红在追忆先生的文章中，对许广平极尽赞美；可在许广平的文章里，萧红的拜访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萧红离开上海后，许广平甚至如释重负一般道：“她终于离开了。”
曾国藩说：“与人相交，疏疏落落。”
关系再好，过人叨扰也会惹人嫌，贴得太近反而生嫌隙。
与人交往，最重要，也最难得的，是拥有一颗有边界感的心。
20世纪50年代，戏剧家夏衍结识了作家曹聚仁。
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成为至交好友。
后来，夏衍转到上海一家报社工作，住的地方离曹聚仁家不远。
但工作之余，他很少去找曹聚仁，只是几星期通一次电话。
有次，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就问他，你和老曹关系这么好，你俩为啥不多走动走动？
夏衍就指着远处的钟楼问：“你听过钟声吧，如果将耳朵贴到钟上，它的声音美妙吗？”
蔡淑馨说：“贴得太近，耳朵哪受得了，当然谈不上美妙。”
夏衍点了点头，笑着说：
“交友就如听钟，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彼此的关系才会和在远处听钟一样美妙。”
周国平先生也说：“分寸感是成熟的标志，人际交往要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
过分的热情，于人是一种负担，于己是一种消耗。
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不是亲密无间的距离，而在于恰到好处的关心。
守好彼此的边界，把自己当外人，把别人当别人。
懂分寸，去将心比心；知进退，做到熟不逾矩。
唯有如此，才能让一段关系越过乍交之欢，走过久处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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