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句子模仿自福克纳，我写得不熟练、不成熟，希望谅解。
在那场发生在两年前深红之冬的带有赤裸裸的讽刺与戏谑气味的跳楼事件之后，巴德瓦警官就吩咐人把那栋废弃了十一年之久的公寓楼用尖角木栅栏围了起来。公寓楼一共有四层，而为了遏制人们前去那块不祥的血污瞻仰一番的欲望而立起来的栅栏，只有不到半米高，甚至连一只没有睁眼的幼狗都能稀里糊涂地跳过去。当然，的确也没有人将这半米高的篱笆放在心上，当他们黑黝黝的脑袋从那墙角歪露出来时，那一天的场景仿佛又为他们展现了一遍，像是将一盘磁带倒带时的那种繁琐却令人重新感到气定神闲的、注定的步骤和程序。
马修的死为这个镇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工匠、商人、蓬头垢面的农民和一些手上还攥着银针和麻线的妇女们，纷纷来到街道上，往那个出事的方向走去。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个方向走，他们只知道要深信不疑地往前走，只知道跟着由于马修的死而汇聚起来的前进的人流，仿佛有一根隐没于人群的脚步声、吵闹声和胸口背后的心跳声之中的铁链牵引着他们。那天的街道乌压压的，水泥地面与大理石墙壁都显现出一股使人恐慌的陌生感，并散发出一丝迷离、遥远的寒意。唯独巴德瓦警官觉得身上暖洋洋的，像是从火炉里走出来似的。他拿着一根粗大的警棍，不停地试图去推开挡在前面的人群。卡桑德拉紧紧跟在他的后面，面色苍白，嘴唇发黑，她的双手抖得像是一只扑火前兴奋的蛾子的翅膀，在那双翅膀之上，悲哀的泪水正不顾一切地顺着鼻翼淌下来。这时，巴德瓦突然往后伸出一只手攥住卡桑德拉的手腕，以确认她的妹妹不会在这黄豆般密集的人群或是她自我渐渐膨胀的绝望中迷路。他拉着她往前走，路过一个正在关门的面包店，商店的主人纳夫先生正一边关门一边朝他们这边张望，却没有看到卡桑德拉和巴德瓦。“人真的死了吗？”他站在台阶上问一个路过的、怀孕的、正兴奋着的妇女，“这会儿肯定都死透了！”她这么回答她，说完便又兴奋地消失在几个壮汉之间。
一百二十五年以来，这个镇子上的人巧合地、似乎是商榷好地，都只在一个季节死去——春天，已经无人再记得那第一个开启了这荒谬不经的诅咒之门的人（即在一百二十五年前的那第一个春天里死亡的第一个人）是谁——无论是得了疟疾还是结核病，无论死于夭折还是车祸、溺亡或被人活活打死，抑或是简单地随着器官衰竭而衰老直至咽气，都只会在春天的三个月里死去，似乎命运的手指将他们的身体捏造成一个定时闹钟，时间定在某一个春季的平淡无奇的某一天，等这天一到，他们的身体便提醒他们该去死了。
但是马修的死让这个一百二十五年来长久不变的被遵从、执行、继承或是被狂热地服从的传统到此为止——在十二月死掉无疑已经彻底粉碎了这个传统——那些镇上的名门望族认为他们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座修建稳固、富丽堂皇的历史之城的倒塌和沦陷，而更多地是一个年轻人对他们生活的镇子的侮辱，这种侮辱沿着街道两侧水泥墙壁上的每一条裂缝里狂奔，越过他们高大威严的焊着一只只诡状异形的凤凰的铁大门，直往他们的门缝与锁眼里钻，生怕漏掉一丝他们野性地暴露自己所立足于、掌控着的镇子的财富。他们联合在一起——像是那抱在一起取暖的帝企鹅群——为了让自己镇上最起码是他们这个不容置疑的群体铭记这件忤逆历史的革命性事件（是的，他们聚集在那张桌沿镀金的桃木大圆桌前时，的确是这样描述马修的行为的），他们打算为这次事件做一个醒目而庄重的标记——如同做一个路标来指引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以及孙子的后代不要走错路，不要试图去效仿在他们瞳孔里那个纵身一跃便愚蠢的死掉的傻瓜——所以就有了后来在那些提着果篮的妇女的嘴中的那个说法——深红之冬。
镇上的人就是这么称呼这个事件的，连卡桑德拉也不例外。虽然她极不情愿，但是她花了更大的力气来说服自己承认这个仿佛是权威的词语。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她在这件事上特立独行，那么她将和她死去的丈夫一起受到全镇人的蔑视甚至是辱骂和殴打，那时恐怕她对马修的坚持仅仅成了一个民间笑话。只有巴德瓦能理解她，他经常坐到她身边，抚摸着她肩膀上绣花的披巾对她说：“他们只是怕如果不这样叫，被揶揄和冷落的就是他们。”卡桑德拉则会像一个正常的寡妇那样回复他：“我知道，哥哥，倒霉的最终只是我而已，永远都只是我。”她还记得那天她站在那座废弃的公寓楼前的场景——她几乎是一整天都坐在床沿上回想那个情景，她不但能回忆，而且能断言自己未来也会牢记——巴德瓦拉着她的手腕，用警棍推开拥挤的身体。他们站到人群空出来的一个孤零零的圆形里，这个圆形里正躺着血肉模糊、身体的几个部位（包括右臂、一对膝盖和整个脑袋）已经严重错位的马修。他的血像是一滴滴到水里马上向四周扩散。融化的墨水一样向地面四周蔓延，距离他跳楼已经过了将近半个小时，而那些血迹却已经在十二月的低温下冷却并慢慢地结了一层薄冰。卡桑德拉一见到他，便在一瞬间跪了下去，她不是在向自己的丈夫表达感情（爱意或是未能目睹他死亡的歉意），她只是被那种突然袭遍全身的女人特有的苍白无力的情绪所控制。巴德瓦挥舞着警棍，试图支开背后正兴奋的人群，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后退，反而似乎更加逼近他和跪地不起的卡桑德拉。他们叽里呱啦地像是一群从河岸上被赶下水的鸭子，卯足了劲一心想要钻到最前面去，似乎甚至想要躺在马修的身边的血泊中，感受一下这个死人此刻被全镇的男女老少所围拢的、至高无上却最终难逃口诛笔伐（的确有人将这件事写进了日记里，不但如此，马修早已经载入了镇子的史册）的荣誉。
卡桑德拉跪在地上病恹恹的样子在巴德瓦看来就如同一颗成熟的苹果似的摇摇欲坠，坠到哪去，极有可能是他那亡夫刚刚踏进门的冥府中去。他看着她，仿佛透过背后人群的叫喊和血红色的余光，他又重新看到了卡桑德拉站在教堂的门口，正等他挽起她、领着她漫步到马修身边的种种幸福中去。可是那只是一种毫无角度的投影，根本找不到一块货真价实的荧幕供这影像投到上面，只有他自己那乌七八糟的冥想支撑着这一切，当然还有他那注铅般笨重的身体。
“起来吧，我会找人来处理这里，我们会把他安置妥当，相信你自己吧，也相信我。我们从没亏待过他，不是吗？”巴德瓦对自己的妹妹说，但是她只是减弱了她本来剧烈的哭泣，放松了两侧的肩膀，并没有站起来。巴德瓦只好拉起她的上臂，把她从地上拖起来并又沿着来时的、已经被叽喳声抹掉的路，拨开人群离开了这里。
他们应该很感激那群兴奋得如同为死人而生的乌鸦的镇民，因为当他们俩走出人群时他们便后悔没有在圆圈里等候更多的即将到来的警察，他们走出人群，无非是给了这个狂热、沸腾与兴奋的不知所措的群体一个机会去更加靠近马修，而当他俩问自己那些人会拿马修做什么时，他们却面面相觑、茫无所知——他们站在卡桑德拉的院子里，听着街道上的喧闹正一点点地消失，他们从心底里相信（至少是站在院子里无动于衷的那一刻）这件事开始时虽然令人猝不及防，结束时则会令每个人心满意足——最后他们被镇长叫去，由他们带领（如果有人愿意追随的话，当然以马修死的那天的阵势来看，人是不会少到哪去的）组成一个简单的送葬队伍。马修躺在一口长方形的桃木棺材里——那些名门望族最终说服了自己为这个他们眼里的畜生置办一口华丽的棺材，以此算是为这个镇子的不幸打结收尾，让人们牢记并永不再犯——棺材刷着亮黑色的新漆，使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杏味。棺材一侧，两片一模一样的铁合页上镀了一层金，这是卡桑德拉没有注意到的，而巴德瓦却早早地看在眼里，他那一刻甚至开始嫉妒马修，突然发疯似的想要替他躺在棺材里享受这一割断历史的殊荣。但是这只是一个如同昨天卡桑德拉跪在马修身边时他产生的那些幻觉，最真实是他正走在队伍的最前排，右手边的卡桑德拉正抹着眼泪。她那天穿了一件深黑色的寿衣，腰间拖着一根略宽的长丝带，一直以来她戴在脖子上的那根纤细的银项链今天却已不见踪影，除了她那被映衬的雪白的肌肤，她整个人已经完全迷失在一片黑漆漆的迷雾和不可捉摸之中。
正如在他们意料之中的，无论这看起来难以排解的、致命的悲痛使卡桑德拉变得多么脆弱不堪、显得又是多么形容枯燥，这件事总会在时间的蹂躏下慢慢地由初入爱情的躁动趋于人们可以理解并投入其中的安稳。但是在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他们意志的恢复仅仅是一个谜题与噩梦的开始。因为在马修死后的第四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没有任何不寻常，就跟卡桑德拉日复一日地坐在锋利、狭窄的床沿上的那些孓然一身、形影相吊的日子是一样的——卡桑德拉收到了一封稀奇古怪的信。信封是用枣红色的信戳封好的，从信戳的面积、轮廓与表面的起伏来看，写信人的力气并非如同这个一尘不染的信封所透露的那样匮乏。当时卡桑德拉正坐在窗台前——她刚从思念丈夫的床上转移到这里——用手翻拨着朱槿花花盆里的湿土，当时正值春天，亮红色的花瓣使虚弱的光线重新硬朗起来。她又重新戴上了那条来自马修的银项链，她认为这能够使她更好地面对与接受一个和自己同床共枕多年的男人突然消亡的事实。他还给她送过一个印有镂空玫瑰花瓣的牛皮日记本、一条绣着风铃草的百褶长裙、一条法国斗牛犬（这条狗只在院子里奔跑了一周不到，那天它急匆匆地窜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和一枚留有一条缝隙的顶针（马修模仿着一个运斤成风的铁匠，坐在院子里完成了这件作品），但是她除了裙子和顶针，其他的似乎都没有真情实意地去接触过。除了那本从未翻开过的日记本，她最遗憾的是那条黑白花纹的斗牛犬——它仿佛一阵早晨的钟声似的钻入她的耳朵，却最终在一个致密的黄昏从她的身体中郁郁寡欢的血液里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像极了马修，但她却从未将他们俩如此比较过。是的，从来没有——她甚至刚开始看到那只丑陋得令人有些许厌恶的狗时，把它当做了他们的儿子——也或许是女儿，他们连它的性别都没来得及看，即使是马修也没有注意——她慈爱地看着它围着院子绕着逆时针狂奔，在院子里那一丛丛蔓马缨丹的冷冽的衬托下，那只狗仿佛才是这个家唯一的活物。而就是在这个冷酷无情、铁石心肠的院子里（狗丢失后她就这么看待它），卡桑德拉拆开了那封信。她没有用力，却轻松地将信封撕得像是一个在一场没有规则的决斗中破了相的可怜人。她在院子里翻开那封信，打算秉着一种清教徒般对繁文缛节厌恶与超然的态度与信念将它读出来：
亲爱的卡桑德拉：
我是你的丈夫马修，是的，我是马修。请先不要因为看到一个亡夫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而惊讶甚至恐慌，你要心平气和地、以一种清教徒般的情绪去了解、宽容这封信。是的，我真的死了，那天我的确从那栋瘦巴巴的公寓楼的楼顶跳了下来。四个月以来，我已经如同我曾经赠与你的那只黑白花色的斗牛犬一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你我再也见不到面。可能就像是包括你和哥哥在内的那股兴奋的人流所看到的那样，我歪斜着身子趴在地上，浸泡在必然会结冰的我自己的血河里，我孤独地等待着一次姗姗来迟的拨开人群的救援。不屑、愤怒与浓稠的勇气充斥着我，这不仅仅是当我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就连我站在楼顶上，以一个业余而不称职的铁匠的眼睛去最后一次逼迫自己观望但之后要彻底忘掉的这个镇子时，同样是怀揣着在我脑子里流动的、暗中作祟的怒火与自嘲。是啊，人就是这么充满矛盾。你看，我对自己的描述显得我似乎拥有了目空一切的傲慢与经久不衰的蛮横（那是一种对凶多吉少的事态已经了如指掌并稳操胜券的傲慢与蛮横）可是啊，这也免不了我和像我一样的那些人是当敌人将枪口抵在我们的额头上时，只是会拿出把匕首并将刀尖朝向自己的懦夫。的确是这样的，你仔细想，这种装腔作势的自信心产生的抵抗力与防御力仅仅来源于人对一种未知事态毫无由头的、天马行空的幻想，是的，就如同我这样。所以我的死纯粹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你没看错，这是全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出现了一些思想上的病菌或是毫无逻辑的、剧毒的猜疑，也不是那些阴谋论者所臆想的那样是我受到了某些抓住我把柄的地下分子的威逼，这都是些冠冕堂皇聊以慰藉的猜测，但事实是全然不会赞同这些想法的。这件事情很简单，完全来自于我这个突发奇想却说服力足够强的理由（至少对我来说它真的会促成我的下一步行动，没错，就是自杀）。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死亡的大概，我确信你会相信并十分肯定与认可我的所有描述与观点。是的，你一直是一个这样的人。从那天早上你穿着灰色的手工长裙（就是从那时起我暗自打算要送给你一条裙子，也就是后来的百褶裙）、拎着篮子经过我家篱笆外的小径上时，我就了解到了迟早有一天我会对你深信不疑。说来也真是令人感慨，那天我还在拿着塑料水壶给那些小巧精致蔓马缨丹和酸溜溜的酢浆草浇水，我当时以为这些瘦骨嶙峋的植物迟早有一天要臣服于一场强壮的火灾，可是它们却一直活得好好地，至少在我死之前，它们仍瘦不拉几地仿佛是在滑向冥府的路上却拖沓着迟迟未到。这完全是得益于你。你如同是一个从不属于这个镇子的精英人才组织或是机构里请来的专门让那些死于我手的蔓马缨丹和酢浆草的即将入殓的尸体起死回生的法医。你每天早上醒来后会先看一眼墙根的落地钟，仿佛是得到它的命令你才会起床，穿上你那件灰色的手工裙或是我送给你的百褶裙，戴上头巾，然后走到院子里去浇那些差点咽气的花花草草。依我来看，我们的生活从不像是一个考狄利娅所面对的那样充满了家族内部无休无止的勾心斗角、惨无人道的阴谋与陷害，毕竟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虽然只有两个人，我们每天体会到的喜悦却不亚于当我们坐在一个剧院的第一排观众席上，以一个戏外人的角色去看到那些冠冕堂皇、内心龌龊的衣冠禽兽们在舞台上为我们小镇的前途和未来召开会议、商讨决策、为不确定性而抓耳挠腮时所体会到的兴奋与怡悦。这里还要提一下我们的哥哥巴德瓦，他是你的亲哥哥，我也同样将他视为和你一样值得我信赖的人。上次他在镇政府楼前和那伙臭名昭著的走私来复枪和一些古老的、我叫不上名字的滑膛枪的地下团伙交火时差点丧命，这使你一个月里像是丢了魂一样的六神无主、心绪不定，就是在那一次之后我才发现巴德瓦对你的重要性要远超过我所理解得与琢磨的，不仅如此，他的身体也强壮得令我难以置信，不到一个月他肩胛骨上的肌肉已经全部愈合了，虽然子弹擦过时留下的阴暗的疤痕几乎永远不能消失，但是对于一位警察来说这完全不能称之是一个日久弥新的烦恼，甚至连让他们脑袋中产生一瞬间的为这个疤痕而担心的念头都没有。在那之后，我对他的感情也更加接近于一个平民百姓对一个从战场上扛枪归来的英雄的敬仰之情。
在我死的那个上午，我们的哥哥跑进我们家，而你刚从纳夫先生那里买了几个热腾腾的甚至都还没有烤干的羊角面包回去，你紧跟着他跨过我们家的门槛。在我早上迎着太阳出门赴死时的记忆内，包括死后在我头皮下密布的、如紫藤般茂密生长着的那些虚无缥缈、摩肩接踵的想象中，虽然你每天将那几丛蔓马缨丹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它们似乎从没有像那天那样奇妙和动人得令我想要和你跳上一支华尔兹（假如当时我不站在楼顶上，而是按照你每天的所见所感站在院子里玩弄我那些马上生锈的铁棍）。他急匆匆地攥住你的手腕，就如同不久之后他在街道上、在兴奋的人群中攥住你的手腕一样，告诉了你我已经跳楼的消息。即使是这样一个强壮到能使被子弹击伤的伤口快速愈合的男人，那时也拉不住你了，你的身子倒下去时几乎是紧紧绷直的，就像我每天敲敲打打的那几根铁棍一样笔直，而且一样的冰冷如同已经躺在地上的我的身体。这时门外小径上的人已经慢慢的从冬日的冷酷中苏醒、兴奋与燃烧起来，他们一传十，十传百，他们神圣的传递仪式不中断地从我死掉时的目击者的嘴中一直传到我们镇子的最外缘，甚至还要更远，他们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子不是“是真的吗”这类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的冥冥之中确实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早就死透了”这种强烈的、宿命论者式的、能够给他们的七窍灌进足够剂量的欢愉的箴言（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类句子更能激起他们的斗志）。他们一个一个地，像是征兵似的汇入前进的人群，等他们的队伍足够长、足够庞大时，巴德瓦才刚刚把你扶起来。等确认你的意识还像几分钟前那么清醒时，他走在前面领着你也钻进了人群。你们所推开的、路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线条上的人无一不扭过头看你们，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试图跟你们说话，他们感到了恐慌（仿佛令他们惊讶的不是我跳楼死掉的消息，而是看到你们时他们心中产生的那种真实感），看了你们之后又把头转过去像是从未看过你们。那时他们还没有觉察到当时的季节是冬天，让他们陷入对我批判的热潮的是之后来自那些当权者的言论。这些当权者们，被一个冲进门的、在本地报社工作的青年吓了一跳，他们当时正在会议室里，商讨着这个镇子的未来，然而一看到那个青年苍白的脸色，他们马上意识到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他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工程将对所谓的、由他们的牙齿和理智激辩得出的所谓的未来于事无补（这是一种政客的敏感，那个青年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他开口之前，那些人已经知道了一切）。而正是这些伟大的人们传播了那个叫做“深红之冬”的所谓的我跳楼的事是侮辱了历史与传统、道德与人格的虚情假意的名字。人们站在我的尸体面前注视着我时，是不会知道他们之后就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时代了。
后来，又是我们的哥哥带来了他的警察朋友们把我的尸体收拾妥当，我安静地躺在棺材里仿佛就像我赴死的那个早晨的光线那样宁静祥和。你们整齐地走在那群本来兴奋的人群（即使在送葬的时候，他们仍然无法压制、收缩他们体内密布的血网中如风暴般翻腾着的兴奋与激动——也许更多的是一种潜意识中汩汩流动的好奇）的最前面，这庄重严肃却充满矛盾与漏洞的队伍护送着我——要我说，人们对仪式感的着迷丝毫不亚于他们对金色的一切事物的迷恋和执着，我们迷失在这种四周都是同一模样、同一肤色和同一想法的群体之中难免会对追求一致性产生独一无二的依赖和没有止境的顺从——从把我放到地下开始，你的生活就变得不仅表面上看起来而且实际上更是如此的孤苦伶仃，虽然巴德瓦——我们可敬可亲的哥哥——将穿过那些酸溜溜的草叶子去看望屋子里坐在床沿上的你早已视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这貌似丝毫无法使你从对我的思念中回过神来。终于，我打算给你写一封信，以一种你半信半疑、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处的几乎是迷信的方式来寄给你。你知道——而且你深知——耶稣在被钉上那冰冷刺骨的、两条木棍相交的如此完美的十字架上时，鲜血曾溅到了凤凰木那火红、妖媚的花瓣上，那是他留给人类的一种鲜活的类似于信仰般虔诚的颜色。而我只留下了一些味同嚼蜡的渣滓般的词语和由它们组成的繁琐无味的长句（如同我现在这样不知疲倦地啰嗦地赘述给你）。没错，这封信以及恍惚之间的下一封信就是我留给你的那和凤凰木的恩惠的颜色同一性质的遗产。它不值钱，没错，但是它必须寄出，沿着四个月前陡然升起的人群曾走过的、那条我曾在上面第一次看到你的小径寄给你，必须送到你的手里，就好像我必须去死而没有退路一样。
她把信丢到地上，不是因为收到了这么一封既来历不明又古里古怪的像是一位长篇大论的的演说家的演讲稿的致歉信——因为信的开头的确是表明了写信人道歉的态度（卡桑德拉并不是不想承认写信人是自己的丈夫，而是不敢，她天生没有勇气，所以她与那些营养不良的五颜六色的的精灵们成了两个世界的朋友。要说人与植物到底有没有交流，也许在为这个问题作忧郁的阐述的发言人当中她是最有能力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她会极力反驳并痛斥你如果你用一副弥留之际的表情来扫视她，包括她瘦小、纤细的身体，以及她断断续续但似乎能从中挤出一些道理的言辞和声音。最重要的是，你的表情是在把她的爱好和信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摔在地上然后穿着一双刚从粪堆里走出来的雨鞋死死地、不遗余力地践踏，而不仅仅是出卖了你自己。）——而是因为出于一种对业已存在的事实轻微而又声嘶力竭的愤怒、反抗或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这个事实的明目张胆、毫不遮拦的羞辱。她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从女人的每个芳香的毛孔和每根纤细而团结一致的神经上渗漏出来的天生的多疑与自我冲突，却只是因为一个正常的进化得比我们动物园里看到的近亲要聪敏一点的人所拥有的那再正常不过的情绪。她生气，她愤怒，是因为马修一声不吭地就撒手人寰，一声不吭地跳进一个不再长满鲜花和他所陌生而倍感熟悉的铁腥味的深渊，而如今却突然寄来（如果真是他寄来的话）这封莫名其名啰里啰嗦的信；她又感到惋惜，感到痛苦，感到无穷无尽的紧张和自责，因为马上她为自己几秒前突如其来的对自己亡夫的愤怒而深感惭愧。可是，无论愤怒还是痛苦，都无法解释这封在马修死后四个月的某一天上午突然又以他的名义出现的信件。马修，这个四个月前曾从废弃的公寓楼上像是一只嗷嗷待哺却自负地想要张开没有几根绒毛的雏鸟似的男人笨拙地、以一种没有笑声的喜剧或是讽刺诗中的隐喻的形式一跃而下。四个月以来，他的名字成为一个政客们用来表明他们那永远比脑袋牢固的立场、发泄粘稠的莫名其妙的愤怒的工具——他们的愤怒一点点地、一滴滴地、一簇簇地在人满为患的那个广场上随着会议的进行而累积、堆砌并熊熊燃烧，人们迷失在自己领导者的义正言辞之中，迷失在他们为历史做辩护、为这个镇子的命运与荣誉做辩解的充满血的脸部肌肉的一阵阵抽搐中——他成了仅仅是“历史”这个梦魇般具有魔力或受了诅咒的名词的牺牲品、祭祀品和陪葬品——为这个镇子牺牲、为自我的智慧祭祀、为死去的历史陪葬——曾经他以粗糙、畸形的注意力和热情爱护而后来受到卡桑德拉日复一日悉心照料的蔓马缨丹以及它的同僚们也随着他的死亡日渐枯萎，卡桑德拉已经不会再在第一缕阳光破门而入的时候睁开她日渐红肿的眼睛，她也没有多余的感情洒在那些茎叶和花瓣上，或是用她心脏与笑容的余温去夯实似乎是砂砾般的土壤。每天她将近九点起床（她在空气变成淡灰色时就睁开眼，然后像是一个萎缩的八分音符似的在床上躺到九点），用一张烙饼或是几粒米为这一天接下来痛苦的大厦打好地基。她想，在嫁给马修之前她是个拿着针线和熨斗到处缝缝补补的裁缝，或是一个挎着装了几串葡萄和一些刚采下的蓝莓的竹条果篮的普通农妇，当然，嫁给他之后她生活的变化除了多出一个以爱情和肉欲的、黑黝黝的形象出现的高个子男人之外，无非就是一些早已病恹恹的花草。除了这些，婚后和婚前没有任何不同，就连她自己也只是从一个父亲家的裁缝和农妇变成了丈夫家的裁缝和农妇而已。马修很爱她，她自己心里清楚，可是他竟一声不吭地就死了，甚至没有经过她那流动在身体里的随时会迸发的妇人的惊讶和批评性很强的声嘶力竭、无助、急匆匆的呐喊——一个人的死亡到底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另一个人的暗中或是光明正大的支配和操纵，为此卡桑德拉愿意这种童话般古灵精怪的观点献身并会竭尽全力地扮演一个幕后工作者或是太阳底下的领导者的角色。或是说一个人决定去死和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工具以何种死法去死是否还要经过一个在法律上和自己是合法正经关系的人的同意，卡桑德拉对此只会作出肯定回答，尽管她自己知道这有悖新时代一个自由人所拥抱的令人触电般的无处安放的自由和人性
马修就那么死了，只留下了一个镇子的鄙视和慌张，再有就是四个月之后的这封信。卡桑德拉把它扔到地上之后，又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放到了她宝蓝色的枕头底下。如信中所说的那样，恍惚之间又从那个未曾露面的邮差手里送来了第二封信，不过这已经是在第一封寄到时的一年之后了。
这一年里那个镇长——班克鲁斯——发了疯似的要以一个纯粹的英雄的身份试图清理深红之冬残留的渣滓、污渍、罪孽和镇个镇子里四处飞窜的心悸——这种仿佛是要为他们不可捍卫的历史正名的念头却像是一根毒箭似的射向卡桑德拉的床头——当时那个满头大汗的报社的青年跑进门大声嚷嚷的时候，他正嘬着一根自己刚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抽出来的雪茄烟坐在桃木大圆桌西侧最中央的位子。等青年说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还滚烫着的烟雾仿佛是一根烟囱吞噬着房子里剧烈燃烧的深沉的炉火和罪行。如同他身边的那些拿着钢笔不知道在记录本上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脏话或是涂画着他本人的侮辱性肖像的官僚们，他马上也意识到这种忤逆历史的、携带有大量反叛与革命性质的自杀行为将会彻底、绝情、断然地遏制他们日日夜夜所作出的努力。他马上中断了会议，带领他的英雄朋友们走出大楼，从人群的尾巴处沿着人们为他们让出的五米宽的空路走到血泊里的马修面前，此时卡桑德拉和巴德瓦刚走了不到十分钟。班鲁鲁斯与他生在同一政治的子宫中的兄弟们围在马修的面前，在他说话之前他想要从人群没有尽头的寂静中像是一个南非的亢人似的采集一些能够哪怕一瞬间对他起到安慰作用的细节或是某一种不掺杂着血腥味的清冽的气味。不过那位报社的青年这时从他身后露出脸来对他说“他死的很彻底，我们都认为这对我们镇子不是什么好事”，“没错，对于这种事情我们最好统一思想”他回复那个青年。是的，没错，在身穿黑色西装、围成一个凹凸不平的圆圈的人中几乎无人没有意识到马修的死亡意味着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破裂那么简单，而更重要的是它将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整个镇子历史的连续与稳定性。所以班克鲁斯在熟食店旁边的广场上召开了集体会议，整个会议的过程中都弥漫着一股猪肉、牛肉或是一些其他牲畜的四肢、肋骨和内脏被煮熟的刺鼻的、化学废气般的腥臭味，但是班克鲁斯依然保持着一个英雄继承下来的耐心和仿佛烧制而成的坚硬而锃亮的热情，他站在两米多高的用大理石和长木板临时搭建的高台上像当时他发表就职演说时那样试图唤起人们的信任和警惕意识，只不过现在的信任早已形成并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为了让人们对马修的死感到恐惧和慌张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样班克鲁斯以一种更加狂热分子般的言辞来加固他包括其他官僚们神经兮兮的直觉或是超乎常人的敏感的洞察力：
我们的镇子一百二十五以来从不中断地以在春天死亡为荣，而今天这个男人，一个装模作样的铁匠却试图以他最卑贱最低劣的肉体来敲击我们历史的外壳，他做到了吗？他真的做到了，他死了，从那栋楼楼顶上像是一块花岗岩似的僵硬、死气沉沉地掉下来然后给活活摔死，我们围拢着他观看他死后表面上那圣徒般令人饱含敬意的模样，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用我们塞满歉意的水晶般的眼睛盯着的是一个彻彻底底、脑子被某个地下组织给清洗的一干二净的罪人除了留下他那想要挑战历史的罪孽沉重的莽夫的行为。我们允许吗，决不允许。我们从这个镇子的历史中被孕育、被抚养、被教化成一位位以文明为铠甲的战士。我们每天劳动，缝补的不单单是一件件用以遮羞的、花哨的破布，而是历史；我们每天从果园中采摘的也不仅仅是一串串紫红色的为我们带来财富的葡萄或是蓝莓，而同样是历史。我们生于历史的炉子，也将死于历史的炉子直到化成炉灰随着我们先祖在我们头顶上立起的烟囱飘到历史的天空里然后沉入历史的土壤最后长成了我们现在手里拿着的一种具有历史的香气的果实。像今天马修这样的人是向我们历史的火炉里泼洒寒冷的冰水，他想浇灭我们，他以为他死了便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可是他并不知道我们镇子的人民是绝不会允许这种革命行为的发生与蔓延的……
会议一直持续到当天傍晚，卡桑德拉和巴德瓦并没有参加。他们本以为会就此逃离班克鲁斯以及被他鼓动的整个镇子的监视，然而第二天他们就被要求去他的大楼里与他会面。他们怀抱着一种杀人犯般的事后汩汩流动的焦躁与难以解释的兴奋跟在他的传话人后面。那是个年龄比卡桑德拉看起来稍大点的女人，她穿着班克鲁斯周围人那种统一而乏味的黑黢黢的、有棱有角的像是画出来的衣服，披散着铁锈色的笔直的头发，手上始终攥着一根银色的钢笔。从始至终除了通知他们班克鲁斯要求见他们之外，她没有在路上再回头和他们说起一句话，即使她知道他身后的那个男人凭借一种与生俱来的刚毅和胆识被整个镇子所敬仰——巴德瓦是唯一一个能在群众的信任度上和班克鲁斯相提并论的公众人物——她也只是把他当做了一个普通妇女雇佣的保镖——以这样的角度去重新定位一件众所周知的事物或是一个人物永远不会出问题——他们走到大楼前的院子里，停住脚步，但是那个女人却没停下，她继续往前走走进大堂的大门——大门是用进口的红木做成，上面还有一些精致的雕花图案，大门高至少有三米，再加上穹形的覆盖着厚重的毛玻璃的门梁顶部，整个大门的轮廓像是一根水肿的手指——头也不回地消失了仿佛卡桑德拉和巴德瓦从没出现过。他们吃惊地看着她消失却没有想到要紧紧跟上，卡桑德拉满脑子里都是对这个缺乏礼貌的黑皮肤的木偶的厌恶和憎恨。而当他们敲响班克鲁斯办公室的门时，开门的还是刚刚一言不发、披头散发、仍紧紧攥着一只钢笔的女人。班克鲁斯要他们坐到沙发上，这时他已经换了一身没有昨天那件得体但仍是一成不变的、阴森森的、漆黑而古板的衣服，他满头银发没有为那种沉闷枯燥的深黑色作出一种类似于史诗般意气风发、振奋人心、斩钉截铁的挽救，而是呆滞地覆盖在他头颅上方闪烁着阴险的光——并且不是自然光，而是经过虚假的反射之后散布在空气中的满是自负与不可理喻的光斑——卡桑德拉坐在自己哥哥的左手边靠近门口，等着面前这个衣冠整整的、银发的恶魔胳膊搭在摆放着圣女果、蓝莓、山核桃和一盆天竺葵的红木桌上对他们像是将军对列兵那样发号施令。“我不管你们现在以何种程度的痛苦来感受和经历他的死亡，你们要知道的仅仅是，他的行为是在赤裸裸地试图反抗历史，而且他貌似已经成功了”，班克鲁斯告诉他们，“你们除了要在心脏的四个洞穴里生产、运送源源不断的悲苦的血液之外，还要帮我，不，不仅仅是帮我，是要帮助整个镇子，帮助那些无缘无故就遭受了这么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下三滥的浩劫的倒霉蛋，还是帮助我们可爱可亲的历史之花，帮助它在这被罪孽、险恶、阴谋的烟雾所笼罩的深红之冬里或是之后重新开放。”卡桑德拉一直用冷冰冰的没有血气的眼睛盯着班克鲁斯看，不是带着恨意，而是一种注入了诡辩、离经叛道的记忆和思考。“很简单，你们只要带着那些倒霉蛋组成一条驯顺的、惟命是从的送葬队伍把你的丈夫和你的妹夫送出我们的镇子即可。”后来，他没有再说话，巴德瓦从沙发上惴惴不安地站起来，还没有说出他在班克鲁斯说话的间隙掂掇、揣摩、积攒好的一些与空气中的声音不相符合的问题——他不是想要为马修或是马修背后的某个凭空想象或捏造或是真实存在的地下组织证明什么，更不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个在镇子的黑暗处骁勇善战的警察，还是个以仁义之心来使生活、人民与真正的道义吻合的侠客，他只是想要保护此时坐在自己旁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班克鲁斯看然而内心却瑟瑟发抖的妹妹，卡桑德拉——班克鲁斯则一挥手示意他们到了离开的时候了，虽然巴德瓦在无数个日日夜夜跑进这个弥漫着被厚重的雪茄烟味稀释后的果香的办公室，但是他今天却像第一次光顾似的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与孤独。他没有长篇大论似的把自己排好序的问题一一罗列出来，而只说了句“再见”便拉起座位上的卡桑德拉离开了屋子。他和班克鲁斯心照不宣地明白他会引导着自己的妹妹、带领着那些倒霉蛋们组成一支妖魔化的、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送葬队伍并且班克鲁斯知道他的确会这么做的。
所以他们把马修葬在了镇子三公里外的一个寒碜、萧瑟、破旧得像是一个踩变形而且生锈了的易拉罐似的墓园——甚至不能说是“园”，可能人们更会相信他们看到的只是由七八个零散的、锥形的、简陋的土堆组成的死人的一个个睡觉时的茅草屋——卡桑德拉跪在地上跪在被新垒起来的湿土堆面前如同之前她跪在溘然长逝的马修面前只不过今天她不再流泪了不再抽噎不再哭泣了她变得面部表情似乎她只是在遵循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传统又或是她只是在按照隐藏在她的头发中汗毛间的某些隐晦赤裸的旨意来演一场独角戏罢了。当他们回到家中，她依然是那样冷若冰霜地每天坐在冰冷的床沿上看着太阳从院子里升起照耀着慢慢枯死的蔓马缨丹还有它旁边的酢浆草以及一些狗尾巴草，然后她累了她想动动身子活动一下脑子了所以她从床上站起来换了个地方辗转到窗台前坐下，把她奄奄一息的注意力又重新投射到火红色的朱槿花上——她时不时突然变得像是回光返照似的又把水壶拿起来喷到朱槿花的根部和花瓣上，但她却很理性很智慧地没有跑出屋子去给她的旧爱们赠与一点生命的养料——她把那团热腾腾的火红色放在自己的余光中，透过玻璃——有时她会打开——看向院子以及篱笆外面的、铺满硌脚的鹅卵石的小径，她看到马修每天从那上边走过然后顺着篱笆的开口走进院子里来走到屋里给她献上一吻，每天她都能按时地接收到这一顽固、殷勤、沉重而透明的礼物，直到那个收到信的礼拜六她才无意地中断了这一惯例并且还没有意识到。尽管她凭借着雌性动物的敏锐与充满怀疑的一根根神经和血管来质疑这封信是否到底为马修所写，然而她却缺少充足的时间来践行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怪异的慰问的审判，她一直深陷自我的愤怒和事后的自责的、越来越快的旋转和循环之中并且不能借助离心力逃离甚至不能被迫甩出到一个安宁的哪怕是偏僻荒凉、人迹罕至的地方虽然这种地方只在她的想象的背面存在与持续过。不久后，差不多在她收到信的五个月后，她曾经直勾勾地凝视着的班克鲁斯又找上门来，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要求巴德瓦一起陪同而仅仅只是卡桑德拉一个人。
她再次携带着和上次一样的无法抗拒的、深深潜伏甚至是牢牢钉在她的思维中的那种对班克鲁斯这类人的惧惮和自我的娇弱踏进大楼，踩着一阶阶楼梯登上一个烟雾缭绕的似乎只有入口而出口无处可寻只能由围困其中的半死不活的老鼠再啃出一个阴暗、潮湿、病菌滋生的洞窟来然后冒着生命危险钻出去的废弃的锅炉——墙壁外面并非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果园，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比墙内的审讯室更加乌烟瘴气、呛鼻、令人反胃到干呕的细胞，细胞壁被一群群木兰花脸色的印章的使徒们用他们的头颅和腰胯骨撞击地残破不堪，而他们没有范畴、没有体裁的的闲言碎语终于组成了他们赖以生存与繁衍的细胞液和各种线粒体之类的玩具——卡桑德拉敲了敲熟悉的木门，等待着她是意料之中的然而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似的那个抽烟的男人，没错，他仍然躲在稠密的烟雾后面像是鼓风机似的咳嗽着——那样子眼看就要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他程式化地让卡桑德拉做到旁边的沙发上，然后把烟在烟灰缸里抖了两下，转过脸来，看着那个憔悴、苍白、又很温柔的寡妇坐下。卡桑德拉把两只手攥紧按在两条在空气中微微颤抖的大腿上，眼睛不再像上次那样孤独地盯着班克鲁斯看，而是像她脑袋中失灵的一对零部件似的一动不动地与木地板上某个隐隐闪烁的光点连成一条直线。“我就不再像我在广场上那样啰里啰嗦了，我这次找你来是想让你做一次牺牲。你要知道，既然有人在一面墙上凿了洞，就得有人去补上。”班克鲁斯这样说，在他的声音刚刚落下的那一瞬间，卡桑德拉突然感觉到自己两条手臂、大腿上的肌肉扭打、抽搐最后麻醉了而她却表现地镇定自若甚至连她的脉搏都被她强制的紧张形成的寒意给死死冻住了，她离开了地板上那个刺眼的光点，眼睛狂躁地跳跃着直到她看到了自己脚上穿着的一双褪色的、红色的橡胶凉鞋，在腓骨位置的黑色环扣已经开始松落——六个月以来她是完全没有发现的，她只在痛苦的云雾中隐约地感觉到身上某个部位的刺痛，那仿佛是一种云里雾里的、因对世界认知的草草餍足而带来的不切实际却又触手可及灼痛感。当她低头看到脚上那双来自几年前某个年轻的夏天的、现在已经快要千疮百孔的鞋子时，她吓了一跳，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她的眼睛稳定下来就像是一条刚刚躲过了自己凶狠残暴、飞扬跋扈的兄弟们的追击钻进了一个卵细胞的精子似的静静的游荡着，漫无目的却尚未放松警惕地任由时间拖着自己往前飞奔、跳跃、俯冲。在时间的一个个零碎的颗粒上她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不会是一个士兵所听到的上级命令那样世故、妄自尊大、鄙夷不屑的军衔之间的欺诈，而更可能是在一个虚构出来的充满善意的世界面前她会为颠沛流离的自己选择何种死法的问题。在此之外，那个男人身上一丝不苟的乌黑色为这个到处摆放着明晃晃的金银器具、精雕细刻的优质红木和紫檀木的玩物的房间增添了不少阴沉沉的撕裂感，也使卡桑德拉对那种颜色、那种混杂的没有哪个器官和内脏可以接受和容纳的气味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眩晕感，她晕头转向地在沙发上想开又开不了口，想挪动身子却又不敢，只能任凭自己由因对那个男人的揣度与提防引起的胆战心惊牵着走，并且他迟迟不肯放松，不肯在随便一个长满野菊花的路边停下来使卡桑德拉喘口气或是揉揉眼睛好让她看清她面前这些沆瀣一气的、脏兮兮的鬼魂以及它们的前世今生。终于——她等这一时刻等了好久仿佛在马修死后甚至她生下来之前她就在等这一刻——班克鲁斯又对她说,“看样子你还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你稍微抬头看一下我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清楚地就跟刚安好的玻璃似的，你知道吗？”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给卡桑德拉一点时间思考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或是她已经明白什么意思了只是想给她点时间来做最后的决定，然后他发现她根本没有明白又或是她明白了只是像个正常的寡妇那样想要做最后的反抗所以缄口不言以此来证明她的性别不应该就像提及金刚石则想到纯天然的、最最倔强的硬度似的只能去和脆弱、多疑、忧郁联系到一起，所以他又开口了以此来对她做最后的通牒，“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成了寡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强颜欢笑地来附和你、顺从你吗？不，事实恰巧相反，我的意思，当然，也不仅仅是我，还有整个镇子的意思是，我们想要你消失，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你是去死还是滚出这个镇子，我们只是想要你消失。当然如果你选择前者，和你的丈夫一样，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啻一件喜事。”终于她豁然开朗了她像是一只冲出铁笼子的黄雀似的重新看见了完整的天空，挤进空气中晦暗潮湿的一层层的阴霾之中，明亮的烟雾不见了，乌黑色变成了温和的杏黄色。她勇敢地抬起头带着一个传教士般的责任感和庄严性看向班克鲁斯，“当然，先生，你们都讨厌我，即使过去六个月了，我也没法成为你们眼中的一个合法的、有权利哭泣的寡妇，却还是以一个叛徒同谋的身份飘荡在你们打算葬身其下的土地上空。我想，如果我还能留在镇子上的话，也不过是蒸发成一缕饥饿、保守、郁郁寡欢的水汽然后凝结附着在你们写满盛气凌人、目空一起、透露着非教徒的怒气的墓碑上罢了。所以，我会在某一天消失的，只是你们不用再来插手关于我生命的何去何从了，反正无论如何，你们都还会有一场集会或者派对来庆祝的。”
班克鲁斯相信了她，他看着她离开，之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却还能看到她像是一团雾气似的有气无力地移动着。每当他从篱笆外走过总能看到打开的刷了红漆的铁框窗户里一个干枯得像是树皮一样、云雾笼罩、昏暗而呈现咖啡色的脑袋。他只是驻足片刻，扫一眼然后接着往前走直至从篱笆的另一端消失，他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她，因为她总是像根墙皮剥落的石柱子似的老朽、阴险、充满敌意地杵在那里仿佛她已经死了进而他与整个镇子的密谋也已经在他一天天的驻足猜测中完美地被执行与结束了。但是她没有死，而且她能清楚地看到他用她的余光用一种滞留在寡妇体内的对任何事物都保持警惕的谨慎与抵触盯着他不肯松开，她脸朝前方纹丝不动就像是一台老化的、生锈的旧机器没人想用了所以一直被闲置在一个布满蛛丝的角落里，显得孤独并且蛮横。——她死死的盯住她，心想这个该死的官僚玩具又踱着步子抽着金玉其外的劣质烟出现了，他停在那里往这边看就像是一根扭曲的、烧黑的蜡烛似的头顶上冒着一缕缕不怀好意的烟雾，他怎么不去死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为什么偏偏要选中我这个可怜的连饭都吃不饱的寡妇呢他们怎么不去死呢他们既然忍受不了他们虚构出来的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侮辱为何不自寻死路呢却非要揪着我不放他们的心难道也像是火炉里煤灰和残渣都被烧的只能随风四处飘散了吗。看呀，他抽着烟摆出他那种官僚特有的姿势和政客独有的傲慢，站在我家篱笆外面不肯离开，他想要恐吓我、逼迫我、一步一步地将我置于死地，可是他始终不敢踏进门来不敢再找我谈话，他怕了，可是他怕的又是什么呢，他现在唯一等待着的就是突然有天我不在窗户前了并且哪里也找不到我了就算找遍了黑水沟、石桥下甚至是阴曹地府他也不能再打听到我了，可是我却不想那么容易满足他因为这才过去两个半月而已——他走的时候还要回头看一眼那个满脸乌云的寡妇以确认她动了或是眨眼了，但是她还是以那副表情、那种神态、那样的性别和年龄懒散地坐在那儿，身子往下垂着好像马上就要被自己压垮。最终他还是走了，以一无所获的傲慢从篱笆的另一端滑了出去身后留下一条横亘在阳光中的、婀娜纤细的蓝烟。
后来有一段时间，卡桑德拉以为他们放弃了至少是班克鲁斯放弃了因为他整整半个月没有在篱笆外出现。她透过朱槿花花瓣的间隙和泥土生硬的潮湿味盯着小径想要从小径的每块鹅卵石上提取一些聊以慰藉的生命和灵魂，或者是天上的云彩和星星的转世投胎后的某种让别人说不清的东西但她相信是确实存在的。她或许真的提取除了什么也许是她所相信的也或许她不相信但别人却深信不疑的，但至少肯定不是马修的生命或是灵魂或是他投胎转世后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有或没有实体的玩意儿，因为马修是没有也不会留下任何一点可以供生者用来做安慰的、投胎转世的生命或是灵魂的，他要全部带走并且真的这么做了，没有给卡桑德拉留下一点希冀，但要说全带走的话卡桑德拉又开始动摇了因为毕竟她看见了那两封匪夷所思的信不管它们从哪里来、来自哪个世界。没错，是两封信，第二封信是在第一封信的一年之后收到的。在此之前班克鲁斯又出现了，带着他隐秘的狂妄和虚伪又站在篱笆外面了，可是当卡桑德拉收到第二封信时他却毫不知情而只是继续扮演着他的喜剧角色漫无目的、漫不经心、优哉游哉地从一个方向来又从相反的方向离开，所以卡桑德拉可以恣意地将信放在床头柜的胭脂盒旁边——里面的红胭脂粉已经干巴巴得如同上色的面粉似的了——她已经一年零四个月没有打开过它即使她在默读信件的时候又注意到了它并且考虑要不要打开，但是读信前她忘了因为她的思维抽了筋脱了臼而她本人也溺亡在了又一次词语与长句的洪水中：
亲爱的卡桑德拉：
如我一年前所作出的谨慎的承诺那样，这是我寄给你的第二封信而且在你我绝对的爱情和你慢慢产生的疲劳、倦乏和日积月累的怀疑的约束下，这也将是最后一封，在这之后，你将不会再收到来自我的任何消息虽说这充溢着不言而喻的讽刺性与荒诞性。已经一年过去了，镇上的那群上了弦的乌鸦终于从聒噪不休的梦呓中脱身蜕化成了你我想都不敢想的一种没有思辨能力、只会繁衍生殖的生物，他们一年里为了修补这个镇子的传统不得不使他们自己在去年的冬天前一直保持一种公开的健康并且他们还躲藏、蜷缩在他们用棉花或上等的天鹅绒填充的的棉被下进行着对他们这种动物来说本该在野外的某个腐烂氧化的浆果旁或是枯烂的裸根上举行的交媾仪式，为的就是延续这个镇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脉，这样一想，他们除了喜欢用讥诮的声音和肢体动作挖苦他们周围的一切只要是在平移的活物，他们本身可能本就是个矛盾而又伟大的缩影和符号，甚至在对这个镇子的历史、对镇子本身、对喜欢妄自菲薄的群体的劝导上要远远胜过我们。这要得益于我们高瞻远瞩的镇长班克鲁斯，他像是一面满脸通红的旗帜似的在镇子的上空飘荡而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他把一个最脆弱不堪的年代用他榔头似的的威信狠狠地钉得密不透风以至于我们这个镇子始终以一种褒义性的保守主义态度来生活、延续生命，这不能说是坏事，因为保守主义带给人们的不是退步，是众所周知的安全感。正是因为这种安全感，才使得那群乌鸦般吵闹与晦气的人活着而且足以不被他们生下来继续为历史献身的子孙后代所忘记。所以情理之中地，我们应当感谢他。但是，他太敏感了，他简直是疯了。我从楼上跳下来——原因上次已经给你说过了，仅仅因为一种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深入我内心的绝望和透彻——这就惹恼了他。那群人根本不明白他们被卷进了什么，他们自发地集中还以为就此可以为那种英勇就义般的拥护沾沾自喜。班克鲁斯完全欺骗了他们。啊，这个恶魔，这个衣冠楚楚的撒旦，他用他华丽的句式和颗粒般顺滑明媚的嗓音把人群吸引到广场上然后对他们实施精神上的酷刑，他们不得不折服于他，就像我们裸露的皮肤必须折服于冬天而臃肿笨拙的衣服就是显而易见的证明。这个恶魔，完全是疯了。我们本应该感谢他，但是如果果真随着我们感性的冲动去生活的话那我们才是真的疯了。他不但欺骗他们，还欺骗你。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内心和控制他思维的神经和组织究竟要多么的阴险和狡狯才会做出这种没有道义没有人性没有理智只任由一腔被英雄主义的怒火烧至沸腾再到烧焦干涸直至蒸发的热血鞭策着他的、丧尽天良的蠢事，这不但该被阻止，而且应当在阻止的瞬间追溯到这件事本身的一切恶的源头上去并且将它们（如果源头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元素的话）抓捕、拷问和剿灭，不发出一点动静、不留痕迹、果断地完成这件值得成为壮举的事。可是没有人阻止，他找上了你，要你去死或是离开镇子总之不能再在他的眼前出现，他简直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似的想要淹没了你、吞噬了你，若不是你还在身体里留存着一股倔强和尊严，这件事完全会被他掌控在他的脑袋里以致即使它（这件事）上蹿下跳、东奔西撞也无法逃脱，因为他的脑壳是由五十多年的粮食和清水的混合外加一个个秘密的阴谋铸造而成的。你抵抗，借助窗台上那一盆朱槿花的色泽和温度来抵抗，这终究是起到效果的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不再出现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又去了哪躲在哪个阴冷、仇恨的角落里密谋着些什么或是仅仅呆在他的混凝土盒子中思索着他自己在外人看来声张虚势、江河日下的权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虽然他站在离你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却终究唬不住你。后来他好像是失败了不管事业有没有开展他最终的确是放弃了，他又开始抽着烟出现了，带着积压在他黄铜色皮肤的纹理上愤怒和在烟雾中渐渐膨大的绝望，是的，以我所感，他似乎就要崩溃了马上就要像一片被攥在手心里的、干巴巴的、缺水枯黄的落叶似的四分五裂了，虽然他的身子坚定不移得像是被自身干掉的蜡油固定的蜡烛，夹着劣质雪茄的手四平八稳得像是一张年老而沧桑的桌子，然而他的内脏、他的情绪已经变得像是锈迹斑斑的铁锁可以轻而易举地撬开进而深入更深的精神和思维的房间将他彻底击垮并掠取一切奸诈、凶狠的器物哪怕它们不值几个银币。这样看来，他已经不再对你产生威胁了，他现在完全已经成了一件当你敲打时只会发出一声湿乎乎的闷响的陶器而不具有内脏更不用说内心了。所以你现在大可坦然地，任凭那种在你体内发酵、产生种种化学反应的贵妇人气质带领你去面对他，我知道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以来他像是一个肥硕、腐烂的恶性肿瘤似的成了你的心头大患，也或者是我，这我不很清楚，但是现在你可以将他从你的心口上抹去了，毕竟你瞧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他也不具备足够的胆量和精明再敢靠近你一步或是再吩咐人把你招呼过去。等他有一天像是我一样再也不会出现了，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而我的结果，我的结果是，我就要彻底死了。当班克鲁斯放弃了他修补历史的宏伟大业，他也就放弃了他那将你置之死地以使你没有肉体没有灵魂的早夭的计划，随之而来的他也会放弃我——他会忘记我，就像是人们忘记昨天深夜神秘莫测、波涛汹涌的梦中他们做出的越界的、不符合伦理道理的、本来只能在现实世界的想象中滋生的蠢事，因为他对我本身并无深仇大恨而只是针对我对抗历史这件事而已——他只会在未来某一个醉醺醺的阴雨天里想起曾经有一个笨拙的铁匠从一栋楼上跳下来然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不会记得我，更不用说我的名字，这会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是自始至终地认为自己是不应该如同事实发生的那样尽显出他对此类有关对文明（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他们的文明就是像蚂蚁一样在春季集中然后安然死去）的反叛、挑衅行为的麻木不仁的，所以当他已经踩进了自己在每个记忆的角落布置好的密密麻麻的老鼠夹，他本身就变成了一只出生于愤懑并且被它（愤懑）而不是老鼠夹杀死的家鼠，因为他不会被自己的环境杀死而只会被自己杀死那种死亡透露出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烟消云散而且包括他的荣誉、血缘、情感、知识和暗中作祟的欲望。因此，全镇的乌鸦群也都会效仿着他们高高在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领导者忘记我，到那时，我仅仅成了一粒在历史的窗外飘荡着的、微不足道的灰尘。只有你还会记得我，哪怕我不会再寄来信件，我只是深红之冬的一个摇晃的投影，后来它只是一个甚至连弄虚作假、虚无的引号都不加的灾难性的名词，我也只是一个名字，随着它的褪色而枯萎、萎缩和消亡。
这就是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她把信重新放到胭脂盒旁边，没有声嘶力竭、歇斯底里，没有阴沉沉的热泪，没有因为下意识的陷阱而跌入万劫不复般的颤抖与颤抖的无尽循环中。她仅仅是把信轻轻地放下，然后突然伸出手把那盒讳莫如深的胭脂盒打开，里面粉红色的胭脂粉正如她意料之中的已经变得像是沙土一样奄奄一息，她注视了一会儿后把它放回原处，那种陌生感、模棱两可的不真实感使她意识到自己之前一直处于一种天旋地转、缺乏理智的自我欺瞒的泥沼之中，当她发现了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时，她突然又变成了一只优柔寡断的、生在这个房间并且在这个房间里被催促着以女性自相矛盾的方式长大的蠹虫。她扭过头，无从下手，只看到了窗台上从一而终的朱槿花那上帝与宗教孕育的花瓣上散发出一种咄咄逼人的紧迫感她蹒跚着走到窗台边像往常一样坐下只不过在读完了第二封信之后她似乎已经不再计较马修的不辞而别不再计较班克鲁斯的日复一日无声的逼迫，她像是一只冬眠的黑熊似的从肿大的树干腹部的一个树洞里爬出来让一束束阳光在自己的赤身裸体上攀爬、打滚、繁衍，穿过朱槿花的红彤彤的阴影，她看到班克鲁斯也像往常那样准时、孤独地站在篱笆外的小径上就像她本人每天准时、孤独地坐在窗台前的裹挟着朱槿花的火红色的、摊开的阳光的幕布下，他依旧用指关节鼓起得像是长满硬疣和丘疹的手指夹着那根橄榄形的褐色雪茄，嘴里吐出精雕细刻的烟雾使此刻的他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只不过这一次卡桑德拉抬起已经麻痹的胳膊和双手将朱槿花的花盆挪开自己的视野虽然只移动了二十公分不到，但这足以使她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视角来监督（是监督，她已经不再怕他了，她要监督他的每一个拙劣的动作，甚至气息，甚至与他无关的烟雾）和观察这个男人。班克鲁斯却和她不同没有任何改变，一点也没有，但他却对卡桑德拉挪开花盆这一举动充满了无限的怀疑与不再具有诋毁性的揣测，只不过他猜不出哪怕一点证明她到底还想不想去死的一些念头或是被他忽视的细节，没有，一点也没有，他只能认定她不想去死了并真的作出决定不去执行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她言而无信但是他只好放弃了因为没有退路了因为他后面（他来的方向）是铺满鹅卵石的对自我的满满登登的鄙视，所以到头来他能做的只是把烟重新像他之前一次次所熟知并将其付诸实践的那样塞到嘴里，把手放在裤子两侧口袋里之后转身、移动、消失正如卡桑德拉看到的那样：他优哉游哉地从一个方向来，又从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离开了。
完稿于2019年2月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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