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日子,当真一去不返了。
从前,在老家农村,每年都有一项免除不了的活动~交公粮,也就是官方意义上的农业税。
现在想来,每亩土地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征收,每年征收一次还是两次,我倒是记不清楚了。
不过,每年征税催粮的那段日子,已经深深烙印在童年的记忆里,像是泥泞的道路上压出历历的车辙,风干之后更是清晰明朗。
我们的村庄正好处于冀南地区的一条沙丘带上,不知是多少年的风沙累积而成。当年秦始皇东巡就驾崩在这片土地上。黄沙漫漫,又是两千多年的往事了。
当时,我家里有十来亩地,但都是沙土地,收成并不好。加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家八口人,全家要吃饭,四个孩子要上学。仅凭土地里每年生长的花生红薯大豆这些低产量的作物,换些口粮,度日艰难,甚至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还需要亲戚接济,哪里还有富余呢。
所以,要匀出来一些交公粮,简直是天方夜谭。
村庄里总有一些农户交不出来粮食。大队上一帮人,便挨家挨户催收,就像地主催租一样,家里存放的粮食直接抬到车上拉走。没有粮食就把农户家里的其他东西收拾一空,比如电视机,缝纫机之类的,稍微大一点可以称之为家具的无一幸免。
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在村庄最东面,家在村庄靠西的位置,放学要经过长长的街道。街道中间的位置,聚集着几家商店,相对也热闹一些。大队上收缴的东西就凌乱的摆放在这个路口的西南角。我常常一件件仔细看,生怕看到自家的缝纫机,那可是妈妈用来给我们缝补衣服、书包或者床单被套的必用之物。
还好,每次风声最近的这几天,爸妈会把家里像样的电器放到隔壁刘奶奶家的老房子里。
我记事起,刘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孀居多年,早就不用种地纳粮了。因此,东西存放在她那里,还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也有时候,村里大队上动作很快,当我们听到风声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有一年,我十岁的样子吧,哥哥十二岁。家里只存放了十来麻袋花生,也就三四百斤,不过家里的食用油可都指望着花生呢。
爸爸从外面回来,说大队上正在挨家挨户搜罗东西,大街上人心惶惶。可能用不了俩小时,就到我家这片儿了。
我们都非常担心家里仅剩的花生。
哥哥说,他可以用自行车每次运两袋到奶奶家。可是奶奶家在村庄最西头,必经之路就是村里的正街。如果正好撞到村里人,岂不是自投罗网。
哥哥说,没事,他可以走后面的小胡同,虽然曲里拐弯,但是人少,来回一趟也就十分钟。
然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将花生装到自行车后座上,一边一麻袋,用麻绳绑好。哥哥来回输送。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父母要在家里坐镇,否则大队上人来了,家里只有孩子,也不是回事儿。而我们姐妹三个,确实没有哥哥的胆量。
多年后的今天,我或多或少也能理解农村人对儿孙热切的渴盼了,一个家庭确实需要能顶门立户的男孩子啊。
一个小时后,累的气喘吁吁的哥哥把花生运完了。
又过了不到半小时,大队上的人就来了。他们真是像极了强盗,每个房间都看了,却一无所获。
带头的村长,是爸爸远房的表哥,碍于情面,他象征性地批评了爸爸几句,就带着人离开了。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
小时候,妈妈常说,我不能听到警笛声,那绝对是我的催眠曲,稍有风吹草动,我躺在炕上,几分钟就睡着了。
如今想来,必然是在幼年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2006年的时候,取消了农业税,到现在已经12年了。
很多东西在时间的长河里被冲刷的日益浅淡,却终究不会泯灭。
毕竟,它曾真真实实地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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