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今天这部分尽量简单明了的介绍宋朝的茶政茶法改革，专业性较强，一般读者比较不好理解，但如果通过阅读有了大概的了解之后，是很长知识的。
林会钧
引言：茶兴于唐盛于宋，唐时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日常生活饮品，尚未成为一种文化和艺术行为，陆羽出于对茶的深入研究和喜爱，同时也是为了呼吁和倡导，著了《茶经》一书，但真正引起人们重视并从茶叶种植、制作到品饮、鉴赏乃至诗词书画等文事活动，并进而全民性的普及，则要等到宋朝。宋朝是中国古代茶文化最为鼎盛的时期，这既有前朝的铺垫，也有宋朝历任皇帝的喜嗜，更有文人政治影响下政治精英和顶级文人们的推波助澜。由于蔡襄的身份、地位和他个人的实践、理论创作及在诸多茶事上的建树，无疑成为宋朝茶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宋茶文化引领了当时及后世中国的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构成。
一、推动宋朝茶政茶法改革，为我国茶叶产业化生产经营和茶文化繁荣提供制度上的前提保障
最早对茶实行专卖的是唐代，不过那时候茶还是高档消费品，自唐德宗起实行茶禁，茶叶贸易开始被国家垄断，饮用的人不多，因此收入不多，最高不超过年40万贯。到了宋代，茶开始步入寻常百姓家，茶叶之利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获利甚丰的盐、酒之利并列，对茶的专卖开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茶政是中国历代朝政对茶叶的行政管理措施或课税政策，主要包括贡茶、茶税、榷茶等方式，贡茶是一种无偿征用或定额实物税，茶税又称茶课，是一种以实物或货币纳税的制度，榷茶是一种官营专卖制。从周武王至唐主要实行贡茶制，宋初在绝大部分产茶区实行唐代始创而未行的榷茶法。京师(开封)设有总管全国茶盐贸易的机构——榷货务。从沈括《梦溪笔谈·官政》的记载来看，自宋太宗雍熙年间至仁宗至和二年（984～1055），茶法屡变。先后实行过“入中钱帛”① 、“贴射法”②、“交引法”③、“三说法”④、“见钱法”⑤等。围绕着茶政茶法改革所带来的利益之争，新旧两派政治势力互相倾轧，此消彼长。如此复杂的茶政变迁，皇帝身边没个顾问是不行的。宋仁宗皇祐年间，蔡襄任职直史馆，负责修仁宗起居注。把皇帝每天的活动，如实记录下来，实际上也就成了皇帝的贴身秘书。因为蔡襄爱茶、懂茶，而仁宗皇帝也爱茶，经常问建安贡茶的各种事情，包括烹饮之法。蔡襄做过福建转运使，办过贡茶事务，熟悉茶政，仁宗向他问茶，许多时候，问的就是茶政。这期间蔡襄的回答实际影响、干预了茶政，新派最后的胜利，使“榷茶制”向“茶引制”转变，与蔡襄的功劳不无关系。宋仁宗嘉祐四年，发布敕令解除茶禁，取消专卖，实行通商征税。政府不与民争利，客观上促进了茶叶交易的繁荣，事实上，通商以后政府收入还高于以往，同时又裁撤了许多机构，节约政府开支。几十年以后，蔡京执政，正式实行‘茶引’⑥制度，政府不再收购、销售茶，也不再对茶农发放贷款，对于价格也不再过问，一切交易由商人和茶农自行商谈。这个‘茶引’制度纯粹是一种许可证制度，简便易行，既增加了收入，又省却了诸多机构，以后南宋、明清都沿用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乾隆年间，才改“茶引制”为官商合营的“引岸制”⑦。
“茶引制”的推行是中国茶政制度上的一次巨大进步，调动了茶农生产和茶商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国内和周边夏金契丹之间的茶叶贸易，使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上的茶叶出口更加频繁，为我国宋以后的茶叶大量生产、交易和茶文化繁荣提供制度上的前提保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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