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有一个论题：“生产的解决，工作的终结。”
思读之，其“劲道”的逻辑力量，是颇为“牵引”和“撞击”心灵的。不仅如此，更在其“思想背景”是震撼人心的“凯恩斯预言”。
“生产的解决”，涵义是什么？生产，已经不构成一个问题了；生产，已经不是缺乏了，或者，不缺乏生产了；物质与精神消费品的生产，已经不是匮乏了，而是更富足，甚至富余了。这当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见和实证的。
“工作的终结”，是什么涵义？该是由“生产的解决”逻辑地发展出来的。生产，不匮乏了，因而也就不需要“更多的工作”了。这“更多的工作”，当是逻辑地含有“更大量的工作”和“更多人参加的工作”两方面内容。“工作终结”了，休闲也就来临了，更是必然的逻辑结果。
“生产解决——工作终结——休闲开启”，这个逻辑，谁人能够“扳倒”呢？又该是少有人想过，或者，未曾思谋过的逻辑吧？其实质不正是“富裕后干什么”或“富裕后怎么办”的问题吗？
尽管我们今天尚未“全面”与“充分”富裕，但是，“思想”这样一个问题，无疑会对我们未来生活的更加美好大有裨益。
“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的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这是“凯恩斯预言”的一个构成要点。它非常理解和写实地告诉我们，“为吃穿住行而忙碌”，不仅是我们，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
“我们是凭借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这是“凯恩斯预言”的又一个要点。其实，这仍然是“写实”而非“预言”。
显然，凯恩斯的这个“进化论”要比达尔文的易于我们理解，且非常切要于现实的生活。其中的“解决经济问题”，不就是“解决吃穿住行问题”吗？人类以来，不正是在“吃穿住行”中进化发展自己的吗？“经济问题得以解决”，不就是“不愁吃穿住行了”吗？“失去传统的生存目的”，不就是“为吃穿住行而打拼的目的”被消解了吗？不是要“重建生存目的”吗？因而呈现的不就是“富裕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将随着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彰显——人类数千年未有之“生活质变”——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质变。我们，不是正在其中吗？
“假如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没有大规模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这就是“凯恩斯预言”的第一要义。
凯恩斯是在1930年作出这个预言的。今天是2019年。我们中国，是否是“凯恩斯预言”的最伟大证明者呢？无可否认地当然是！再有10年即为“100年内”了。我们用40年时间作出了充分的证明，10年后，不是“最伟大证明”还会是什么？这是我们的骄傲。
但是，其中还有更为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就是：“人类的永恒问题”是什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最为值得思索的问题则是：人，是否要终生为了“货币”而劳作呢？如果不是“制度安排退休”，如果不是年老衰弱无力。这个问题，对于富裕后的生活与人生，该是最有思想价值的“真问题”吧？
“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它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这是“凯恩斯预言”的最为要旨，也正是“富裕后怎么办”的核心——“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现在，富裕后的我们，不正是初步“棘手”这个问题吗？
凯恩斯说：“经济问题”解决以后，“这对人类到底是福还是祸呢？那些经过无数代的培养，对于普通人来说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要在几十年内加以悉数抛弃，以使我们脱胎换骨、面目一新，是难乎其难的。虑及这一点，我仍然不能不感到非常忧虑。”这是“凯恩斯预言”的最为深切的人文关怀。
实际上，抛弃“贫困生活所造就的生活习惯”——已经近乎“本能”了，要比解决“经济问题”本身还要难上加难——“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说着的份量与速率都是轻松快捷的，但做起来却比“愚公移山”还要千难万险数万倍。
或许，“癌症”的出现与存在，正是为了人类在解决“经济问题”后，于富裕闲暇中“更明智而惬意”地生活而提前诞生并存在的，或者说，正是为了“生产解决——工作终结——休闲开启”这个逻辑服务的。“癌症”，不是“要命”地逼迫、强迫人们改变固有的，以致顽固不化的旧有生活习惯与本能吗？
我的这个“癌症猜想”，配得上“凯恩斯预言”吗？若配得上，则凯恩斯先生在天国就不必“非常忧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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