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那会，还没有义务教育的说法。一学期动辄几百块钱的学费，难住了很多乡下的家庭，包括我家。为此，大人还送给我们一个名字：喝钱虎。上学的花销，猛于虎也。
为缓解窘境，我妈怂恿我爹买辆拖拉机挣钱——我爹年轻时候在公社的面粉机上练就了一手修机器的本事，伺候一辆拖拉机不在话下。于是，好一阵腾挪拼凑，我爹开回家一辆泰山牌小四轮。从此，一到春种秋收，我爹开着他那辆突突叫的铁家伙，车后面挂着各种农机具，天黑蒙蒙地出门，又黑蒙蒙地回来，今天给张家犁地，明天帮李家压场；时常回家的时候，满脸只能看见眼白——其它地方都被柴油机的烟给熏黑了。有一回，我爹实在困乏，路上又黑，他连人带车开进了105国道边的深沟里，万幸没有翻车；虽然毫发无损，但是着实把全家人吓个半死。
拖拉机收费的标准，大约是按亩来算，一亩地十几二十块而已，且都是乡里乡亲，我爹完工时候，常常把零头再掐一掐，当着主顾推让一番，在记账的小本子记个整数。因此，农忙时候，找我爹出车的人总是源源不断。
活干完了，该收钱了。做事干脆且手头宽绰的人家，通常没几天就来我家把账结了；我爹跟来人抽根烟，说说话，欢欢喜喜的，在账本上划去了一行。
当然，也有不干脆的，也有不宽绰的，也有确实忘记结账的。
“等庄稼收拾了了，再给吧。”不少人这么说。那时候，手头有闲钱的并不多。
转眼到了年关。我们放寒假回家，忍羞含愧地跟爹妈嗫嚅一个下学期学费的数目......我爹打开他的小账本，清点清点欠账的人家。
“喝钱虎，跟你妈要账去吧。”
我爹只管记账，从不管要账。这种难以启齿的工作，通常由我妈胜任。
于是，我跟着我妈到各家要账。
我妈总是带着我，大概因为我是老大，学费又最贵。带着我，就是带个大难处，在要账的时候，我起着卖惨的重大作用。
她的策略是，先从好要的人家开始—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原是朴素的常识。进了人家大门，先是一顿寒暄，“羊杀好了？”（本地风俗，过年都要杀羊做羊汤）、“二十几儿蒸馍？”
“孩子放假了？”对方终于问。
我妈马上见缝插针，“可不放假了，要吃要喝要学费，闹得人头疼！”小本子递上来，堆着笑，点明主题，顺手再推让个几块钱的。
“宽绰不？要不，别拿了！”我妈说，听起来一点也不真诚。
“有，有。”对方去堂屋把工钱捧出来，再挽留一下：“坐会再走！”
“不啦，不啦，还有事。”我妈真诚地婉拒着，带我告辞了出来，大功告成。
接着去不宽绰的人家。
有一家，据我妈说，孩子多，都上着学，老大还刚考上了大专，都是花钱的地方多，赚钱的地方少。那个光景，没个几年，也缓不过来。站在破败的院子里，我眼见着我妈把寒暄的话说了一遍，又循环了一遍，才把来意说明，脸上显着作难的神情；院子的女主人脸上，是更加作难的神情......天晚欲雪，年关临近......在寒冷萧索的院子里，两个女人的无心恋战的角力之后，我妈攥着一半的工钱，领着我出来了。
“下回还给他家干吗？”我问。
“还能不给人家干？”我妈说。
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喝钱虎都已成家立业，不再需要爹妈的账本了。泰山牌小四轮，我爹的老伙计，如今舒舒服服安卧在专门给它盖的小厦子里，颐养天年。当年记账的，现在接送孙辈上学，刷刷手机，被我们戏称“在网瘾老少年的边界徘徊”；当年要账的，在村里拉扯了一帮广场舞小伙伴，每晚呼朋唤友，活跃得很。
要账的日子已经远去；我希望那样的日子一直远去——没有人会留恋困顿。现在回忆，留恋的，无非是在辛劳的父母羽翼下的温暖，那才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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