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战争题材艺术作品中，无一不是把“人性”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的。当我们看惯各种抗日神剧，各种高人换着法子打鬼子，我们是不是觉得杀人（即使是侵略者）是如此容易的一件事？中国的抗战，尤其是游击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以民兵为主体的群众战争。近日看完了姜文的经典电影《鬼子来了》，让我不由得重新审视平民，特别是传统上不被武装的中国农民在战争中会真实表现出来的百态和背后的人性与挣扎。
仿佛战争的存在本来就是会使人的同情感、特别是对于与自己相似个体的同情感大大减弱，而当这个个体是自己的“敌人”时，仿佛就更是毫无同情感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自然女神是赋予人天生对人的同情感的。怎么会不是的呢？但是，在看惯了战场上的血肉之后，即使再敏感的人恐怕也难以向曾经一样的富有同情了吧，就像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大规模的拉锯战和空袭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会对一个陌生人意外得来的皮外伤产生哪怕一丁点儿同情了。亚当·斯密认为，同情感来自于我们对“感同身受”的想象，那么，可以理解为，并非是在经历了战争后我们的疼痛感变得不灵敏了，而是我们难以对别人不太深的痛苦产生感同身受的冲动了，换句说话，也就是我们对别人的痛苦变得麻木了起来。
在《五号屠宰场》中，在盟军对德累斯顿大轰炸之后，主人公在爆炸的中心地带存活了下来，但是当他看见已经被夷平的、毫无其他幸存者的地面时，他并没有产生特别深切的痛苦，可是当他看见了一匹被人粗暴驱使的马匹时，他竟然流下了真切的同情的泪水。有人说，这是因为，主人公是美国人，显然不会同情被轰炸的德国百姓，可是，我们发现，当主人公到达爆炸区域边缘的旅馆时，他的语言和心理活动都在告诉世人，在那时，国家、战争胜负和身边人的国籍在他看来，已经是最微不足道的名词了。所以，只是看惯了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的主人公，对自己同类的生死无比麻木了而已。
被盟军轰炸后的德累斯顿
所以，如果把视线放回《鬼子来了》中的那一群胆小的农民们，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不杀死被俘虏的日本军人和翻译官呢？胆怯。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胆怯。战争对人性的改变总是让富有同情感的部分被削弱，而劣根性却常常会被更加直接地暴露出来。毕竟，在恶劣的情景下，仿佛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了更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利益作出最优先的选择。所以啊，人性在战争中永远都是褪去了最是被人刻意修饰出的部分，而保留下来最本质的利己部分。
可是，我们在拍抗日题材的影视剧的时候，却总是倾向于塑造出一些“平时老实巴交、被逼无奈奋起反抗，之后大杀四方”的高大形象，其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但本质的思维路径实际上还是我们想要掩饰自己的尴尬和懦弱。在“战争”这件事上，外国的职业军人和本国的武装力量乃至普通百姓的巨大的能力差距使我们尴尬；真是历史中，刀俎鱼肉的悲剧使我们尴尬；即使被欺压至最后一处墙角，我们心底那种想要先推出同胞挡道以及抱头就擒的念头使我们尴尬。
“抗日经典”
我们的懦弱呀，就如同《鬼子来了》中的村民嘴脸。我们并不对踏上本国土地的侵略者拥有什么“理所应当”的仇恨，因为我们并不对“祖国土地”拥有什么“理所应当”的热爱，当然了，除去自家门前养活自己的那一小块庄稼地。不但如此，我们还总希望能希望从村口的日本军人的手中拿到几块糖果，抑或着去凑凑它们吹吹打打奏乐的热闹场面。所以啊，当后人谈及“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他们往往并不关心里面的一个个普通人物，当我们谈论的人民的“汪洋大海”，有谁又会关心其中的一滴水珠究竟是自发前进还是被后方的大浪席卷的呢？
所以，脱离了对个体的人性的思考的一切战争文学艺术和历史叙事都是一厢情愿的，都只是“伪纪实”的，只是在创作自己构思中的恢弘场面和热血长卷而已。
那么，“人性”和“战争”是怎样相互塑造的呢？首先，毫无疑问，战争的起源是植根于人性中的贪婪、虚荣和强权欲。所以，当我们谈论战争扭曲人性，说成是人性中对立的部分对抗和相互吞噬反而比较准确。但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深思考的，是在和平年代我们看待战争以及战争年代中人性的视角。我们总是标榜自己不忘战争、时不时缅怀一下历史，但是我们又有多少时候是真的可以体会到战争的压迫感呢，对当时的人们感同身受呢？亚当·斯密在剖析人们“相互体谅”的机制时，认为最容易引起别人同情的悲剧并不一定是给当事人带来最大痛苦的那一个，而是”施予同情“的人可以利用”设身处地“的思维方法将自己替代进去的，而这也就受个人的经验限制了。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孩子，就很难体会到别人因为意外失去双亲的痛苦。而这种希望别人产生同情感的悲剧如果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又会给别人留下轻浮的印象。
《鬼子来了》剧照
所以，我们对战争悲剧的最真实体验实际上是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投射的部分，比如因为敌人的屠杀失去父母的痛苦，因为我们也有自己依赖的父母，所以这种痛苦便较为容易地让我们产生同情感。但是，我们的价值观仿佛总是要求我们产生一种超出这种较为产生真实感情的情景的感受。我们仿佛认为，”战争“和”敌人“这个词本来就应该带有被我们仇恨的属性，而不是因为他们会伤害我们的亲人或者侵犯我们的财产。当我们追究这种被希望看到的”天然仇恨“的背后逻辑的时候，便往往会被给予”国家被侵犯“、”土地被侵占“、”主权沦丧“这种我们常常没有直接的感受经验和可靠预期的理由。所以，对于战争年代的缅怀，对于历史上的敌人的仇恨，现在的许多艺术和影视作品中都给出了无比轻浮的体现方式，反而让我们的情思以及看待那段往事的态度变的不严肃起来。于是，”手撕鬼子“和”八百里狙击鬼子“之类的桥段出来之后，大家都当作笑谈，也不会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这样的桥段是对于当初”为家国流血的先烈们“多大的侮辱。可是，即使这样，如果你问一个人，如果有一天，外国的军人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但是善待百姓，你是否会对他继续保持仇恨。最冠冕堂皇的回答自然是”当然，我肯定会仇恨侵犯祖国的敌人。“可是，这种情绪的来源并不是基于真实生活体验和个人生活预期的”人性“，而只可能会一种道德氛围下产生的”标准回复“而已。
我们“应当”看待战争的态度（对敌人充满仇恨，对国家和自己生存的集体充满热爱，勇于为了这两种感情牺牲自己）和我们真实感受到的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我们难以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对战争充满丰富的真实的情绪，因为相关感情产生的背景难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投影，所以我们难以对其产生同感。于是，我们就需要培养仇恨和培养热爱了。这就如同萨特描写的，在纳粹占领地区，许多巴黎人日常和德军都相处的不错，但是转过脸去便会听“自由法国”的广播来刻意的“培养仇恨”。宣传家们或许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在虚无的基础上产生对敌人纯粹的恨和对一些冠冕堂皇的对象纯粹的爱和拥护。可是，这实在有些难了，难在它完全脱离了我们感知外界以及对其产生反馈的模式；难在，它希望通过“无同感”来塑造根本上是完全依赖于代入感和同情心产生的、以“利我”为根本目的的我们的人性。对，我们就是这样根本上自私的动物而已。所以，随着和平的延续，战争越来越远，我们的思考仍旧难以独立起来，也丧失了许多更容易被我们产生代入感的叙事视角。但故事总得讲下去，这也就导致现在“抗日连续剧”已经成为了最不入流的一类影视剧，追求纯粹正义和纯粹邪恶的“脸谱化”的角色塑造，就导致了人物的干瘪和不真实。相对应的，我们可以发现，讲述国共内战的连续剧中人物的形象就往往比“民兵抗日剧”中的人物丰满的多，情节也更容易得到我们的同情感。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前一种体裁的叙述自觉的放弃了脸谱化的人物塑造，而对不同阵营的人物都给予了多角度的刻画。毕竟，把参加了抗日的同胞们说的一无是处，仿佛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但是， 这种明显的落差，也恰恰了解释了为什么抗日剧可以烂到现在的地步。原因恰恰就是忽略了“战争和人性”的互相塑造的关系。
姜文的《鬼子来了》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主人公不顾个人安危手刃鬼子，最后英勇就义，而是因为他的一切逻辑和情节的设置都是基于我们的”人性“中最容易被体会到，但又最不愿意承认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对于给予我们恩惠的侵略者产生好感、我们会因为自私而出卖处决敌人的同胞、我们会因为保全面子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懦弱、我们会因为虚伪而强迫自己产生对”应该被仇恨对象“的仇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反面人物的”人性“：会与被占领地区的孩童产生友情、会因为想要活下去而弃荣誉于不顾、会因为荣誉和使命而杀害自己不仇恨的人（甚至不愿意多杀死他脖子上的一只蚂蚁）。
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在姜文饰演的马大三被砍下头颅，并且头颅转上几圈眨了几眼之后，电影达到了高潮，在之前的一个”丑角“似的”刽子手“的话语中，姜文做了铺垫，说如果人被砍下了头颅之后，转了几圈眨了三眼就是死而瞑目了。那么，马大三是真的瞑目了还是让电影在最辛辣的讽刺中完结了呢？这也是姜文希望我们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吧，或许他希望，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道德家们，而是我们诘问自己内心后的最可以被感同身受的回答。但是，可惜的是，这样地诚实地对人性的复现，仿佛显得我们的民族太不团结，我们的人民太不英勇，或许也是因此，《鬼子来了》遭到了众所周知的批评和官方的噤声。所以，我们究竟应该抱持着怎么的看待战争的态度，对于我们脚下的土地和一个难以被具象化的“国家”的概念，我们又应该如何又期许它与我们个人的人性之间的相互掣肘与共生？
《鬼子来了》的最后，马大三被已经投降的日本人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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