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发生时,唐肃宗为平定叛乱收复两京,曾借大食西域之兵二十多万。这些士兵曾“客入长安”,从城南过涯水东下营,事后其中一部分人被准允世代居留中国。这些留居中国的蕃兵胡贾多是单身而来,定居后渐与当地妇女通婚。
有些“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在广州“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蛮僚即指来自大食、波斯的商贾。这批穆斯林世居中国,子孙繁衍,后代已由侨居的“蕃客”变为出生于中国本土的穆斯林。同时,大食、波斯人长年定居经商，他们在华开展商业活动,要与中国人交往,甚至要雇用中国人相助,相处日久,宗教思想难免互相渗透。总之,这种联姻关系及其它社会关系成为传播宗教的桥梁。
至宋代,伊斯兰教借海上贸易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宋代海外贸易在通商范围和贸易数量上都大大超过唐代。当时与华通商的十余国中,大食居首位。南宋时与华通商国已达五十余国,在诸国商人中,阿拉伯商人占重要地位,他们多为伊斯兰教信徒。当时在华的穆斯林商人已不仅限于居住在“蕃坊”之内,有的已定居于城内逐渐与中国人杂居,而且与华人通婚者和读书应试者都比唐代多。他们不仅握有经济实力,而且社会地位较高,影响扩大,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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