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姥爷一生有五个孩子,三个姑娘,两个儿子。
由于当时那个年代,姥爷特殊的身体,富农分子,显得与其它人格格不入,就连三个姑娘找婆家,都不好找,谁也不愿意娶富农家的女儿,唯恐被牵连。
于是大姨嫁给了,跟红苗正,一穷二白的大姨父,家里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姨饿出了一身病,整天躺在炕上。
老正当乱晃荡,80斤躺炕上,老正当大姨父的外号,80斤在炕上,说的是瘦的只剩下一把的大姨。
我娘是老二,我们家八辈贫农,我爷爷领着我的父亲和叔叔住碾棚,也算是住公家房的户,穷的要房子没房子,要吃的没吃的,娘跟父亲结了婚,父亲买了人家两间小屋破,修了修,住在里面,娘就住在哪两间小破屋里生了我。
三姨更惨,本来学习很好,由于家庭成分问题,不能上学,得了精神分裂症,治疗了好多年,最后治好了,只得嫁给了山村里的老实人,也就是我的三姨夫,应该是十八辈贫农的哪种。
那个小山村,在一个山凹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四面是山,比我们高崖落后着十几年还不止,好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给修了进出村的沙土路,这几年才有了水泥路。
姥爷三个姑娘的命运都差不多,都嫁给了年龄大十几二十岁的男人,说是幸福,那个年代什么叫幸福,能吃顿饱饭,有点衣服穿,有个住的地方,不挨批斗,这就是那个年代所谓的幸福。
其实说白了,就是救济了困难户,三个大龄的男人,都要打光棍了,也不怕什么成分了,更何况家庭都穷的不能再穷了,不用说有余粮,就是吃饱肚子,解决温饱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听娘说,我们家盖屋那年,我不到一岁,盖起屋来,家里一粒粮食也没有了,娘就去自留地里,刨地瓜煮着吃,比大拇指粗点的地瓜,就开始一笊篱一笊篱刨着吃,就是那一笊篱一笊篱的地瓜养活了我。
大舅小舅在娘和两个姨之后,最然比娘她们小,但也没好到哪里去,正是上学的时候,不能上,都在家务农了,好在两个舅舅结婚的时候,姥爷也平反了,摘了帽子了,娶两个妗子没费多少事。
后来姥爷跟两个舅舅一起盖了六间房子,一家三间对门住着,相互有个照应。
姥爷的富农分子,就是当时姥爷太犟了,说话得罪人,大队干部硬是给扣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
一到下雪天,姥爷就跟村里另一个,我叫太姥爷的人,一起出去扫大街上的雪,有一年姥爷生日,我们都去了,姥爷还没回家,快晌天了,姥爷回来了,在那里哭的好悲伤,要不活了。
父亲在那里劝姥爷,听说这个运动快过去了,很快就没事了,姥爷还是哭的特伤心。
原来在他们村后面,有个公墓,旁边有条河,头天夜里河里淹死个傻子,没人敢去捞,大队干部就让姥爷,还有我叫太姥爷的那个富农分子,大冷天的两人去捞死尸,又正好是姥爷的生日,所以姥爷感到一是悔气二是特别委屈。
摘了帽子的姥爷,五天一个高崖集,风雨无阻,去我们家跟父亲喝酒,好像三个女婿中,姥爷爱父亲更多一些。
后来娘去世了,姥爷来赶集,一是看看我们,二是给我们拾掇拾掇屋子,把屋子里的垃圾收拾干净,五天一次,直到我结了婚,姥爷也年龄大了,赶不了集了,逢高崖山会,父亲就让我用木车去把姥爷推来赶山会,赶完山会再推着送回去。
姥爷戴了大半辈子富农分子的帽子,但是穷的冒烟,从没富过一天,好在党的政策好给姥爷平了反,摘了帽子。
其实我姥爷的一生,茫茫碌碌,没过几天好日子,由于被扣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五个孩子都受到了牵连,但是五个孩子都没有辜负姥爷的期望,每家都从一开始穷的竖起草来没阴凉,到后来都过的很好,这也是姥爷从小对他们的教育分不开的。
愿勤劳善良的姥爷跟姥姥在天国一起,快乐的旅行吧,再没有忧愁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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