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同安，许多人不一定知道。可说起厦门，许多人一定知道。同安是厦门市下辖区，始置县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厦门本是一座小岛，原名嘉禾屿，属同安县管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永宁卫的中、左两个千户所移驻嘉禾屿，并筑厦门城，始有厦门之称。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分守兴泉道移驻厦门，厦门开始成为福建东南沿海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民国初年，同安县改属厦门道管辖，二者的管辖关系实现了翻转。
而在八百多年前，一个年青人的同安履职之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实现了儒释之间思想上的翻转。这个年青人就是朱熹。
同安朱子书院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同安县衙新来了一位主簿，他就是年仅23岁的朱熹。初来乍到，朱熹住在县衙的西角。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高士轩”，取“此轩虽陋，高士亦或有时而来也”之意。现在，“高士轩”遗址已改造成朱子书院。从居所命名来看，此时的朱熹是得意洋洋的，也是信心满满的。
朱熹有资格得意，他18岁时就考中了进士。虽然过了五年之后，才迎来仕途生涯的第一站，任同安县主簿，但他依然年轻。年轻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资本，就有资格睥睨天下。中进士后五年的赋闲时间，也没有消磨去他的意志，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骨子里具有强烈的儒家情怀，他满怀信心想施展自己的抱负。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积极履职的年轻人，却有一颗释子之心。朱熹的父亲朱松和老师武夷三先生，都是喜欢跟和尚、道士交朋友的人，朱熹自小也受到释老思想的熏陶，并最终醉心于禅宗。就在朱熹进京赶考的那一年，他抛下儒家的所有经典，怀揣一本高僧宗杲的《大慧语录》向临安进发。而朱熹之所以得中进士，就是因他在答卷中糅进了佛理思想，得到考官的青睐。这足证朱熹受佛家思想影响之深，也印证了佛教在南宋初期的流传之盛。
南怀瑾先生和《论语别裁》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说：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
在同安任上，朱熹儒家情怀与释子之心交织，终成痛苦，终为折磨。朱熹的满满信心，并没有带来他仕途上的一帆风顺，相反却屡屡受挫。
南宋时期，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也认识到这一弊端的危害，决心“正经界”。所谓正经界，就是重新进行土地确权登记，解决有田不缴税、缴税没有田的社会问题。 田亩赋税，正是主簿之职。朱熹在一把手县令长官的支持下，在同安先行推开“正经界”。可不久朝廷就叫停“正经界”，朱熹不得不放下“将经界推行到底”的愿望。见“正经界”无法实施，朱熹便上书要求减免赋税。可他的上书最终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接连两次失意，朱熹有点灰心。可 让他更难以接受的是，催讨赋税、课督劳役等本职工作，总让他从“忠君”走向“爱民”的反面，这让他更感痛苦、倍受折磨。
我们常说，儒家是入世的，道家兼具入世出世，佛家是出世的。儒家讲究功成名就，即使感叹“我被聪明误一生”的苏轼，也希望儿子“无灾无难到公卿”。道家提倡功成身退，最成功的样本，就是范蠡携西施泛舟西湖，做了神仙眷侣！佛家往往成了功败身遁的最佳场所，如传说中兵败隐入空门的徐敬业、骆宾王、朱允炆、李自成，虽只是传说，但也非空穴来风。
朱熹本来相信佛学可以治理社会，结果在现实中却发现行不通，体会到为官应该“务实为本”，而非佛释主张的“清净无为”，这让他产生进退纠结的心态。作为一个以儒传家的学子，朱熹有为国分忧、为民解困的积极进取一面；同安任上的不如意之事，让朱熹又有隐居山林、与世无争的消极一面。
李侗塑像
所幸的是，朱熹同安任满后在李侗的指引下，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当前国家与社会的弊端，在于佛教和道教两家盛行，儒家衰败，世人沉迷释老，缺乏的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担当。朱熹觉得，要挽救国家挽救社会，首先要挽救儒家，建立儒学的正统地位，让世人多往“粮食店”店，少找“百货店”和“药店”。
后来，朱熹吸收了佛道思想，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同安之行，改变了朱熹的学术方向，最终走上“逃禅归儒”之路，实现儒释之间的思想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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