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即得到，上课即提高”是商品经济的进步，还是对学习规律的蔑视？“人民”二字作为我国国名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大家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意在有些人心中和真理一般无二。被过分主张的民意也被称作民粹。民粹者“服从大众”的思维与精英“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思维是对立的——归根结底，真理和人数多寡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在教育的问题上，显然大众的意愿是希望孩子都能上大学，因为拥有大学文凭比高中文凭更好找工作、甚至更好找对象。为了让更多人能享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很多大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建和扩招。然而在这个背景下，有些教育学者称应该学习英美促进教育产业化发展，把大学卖方市场转变为花钱就能享受的买方市场、让上大学更简单，使大学之间为招生相互竞争、提升教学质量，能够促进大学生占人口比例、提高就业率，在诸多方面都能造福社会……此说迎合了万千考生和家长的愿望，谁能说不是一件好事？
但这个说法犯了刻舟求剑的毛病。就像经济学中“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辨证关系，只有提升个人能力才有益于社会竞争，但所有人都提升就等于相对没有提升。大学文凭的价值恰恰来源于其相对的稀缺性：
首先如前文所说，大学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入学和毕业都是要对学生进行能力考核与选拔的，因此真正能使上大学“更简单”的是加强基础教育水平（提升个人生产力）；其次，大学水平存在客观差异，人们真正关心的并非“上大学”、而是“上好大学”，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大学将永远是卖方市场的稀缺资源；最后，若大学文凭不再具有稀缺性（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才竞争的战场还会转移到更高的位置，研究生与博士文凭将成为新的就业标杆，恐怕届时反倒会有人抱怨普及大学教育延误就业了（不少政协委员为此提出应对的方案是将大学前的12年学制缩短2至3年，使学生在20岁前能够大学毕业，早毕业、早赚钱、早生娃）。
基于以上三点，我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指望通过普及大学教育提升就业或婚恋率的人恐怕是曲解了“竞争”的意义；二，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地位的正确方式是加强实力，而不是拉低标准、降价促销那一套小商品竞争思维。所以反过来看，为什么英美在教育产业化方面表现优异、能够额外接收那么多国际学生呢？我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两个原因：
A. 英美高等教育起步早、学科成熟，还占着发达国家、英语国家等中国不具备的优势，优质大学的资源当然更丰厚。供应多而本国人口少，自然能够吸纳更多有条件就读的国际生源。
B. 英美大学虽然吸纳了很多中国生源，但是在毕业标准上却并不放水。根据统计，美国大学的平均毕业率只有50%左右，就读常春藤盟校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也高达25%！扩招却并不造成文凭的贬值，这种“宽进严出”恐怕是中国的“严进宽出”难以比拟的。
我本想列举一个C选项，但可能已经不是普遍现象了：英美大学当然也曾动过“打造买方大学”的歪脑筋，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反正留学生上完学就签证到期、滚回自己的国家了，大量扩招带来的教育品质下降并不会危害本国利益；但是此举从长远来讲实在是砸了优质教育的金字招牌，于是政府会主动出面吊销一些不合规大学的文凭颁发资质；虽然整改后能够恢复资质，但被打上一次“野鸡大学”的烙印、三五年没有国际生源的后果实在是令这些大学不敢铤而走险。
在办学理念上被我们奉为圭臬的英美大学都不敢轻易动“打造买方大学”的念头，国人真的愿意拿自己的下一代当经济效益的祭品吗？
后记：2019年2月26日教育部发布会公开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8.1%，我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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