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 中国妖术大恐慌

文：Igal

图：网络

                    叫魂谣（1768）

            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

            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

            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梁。

1768年，这是大清国史上最荒唐的一年，天朝上下都被一股恐惧笼罩着，包括高高在上的乾隆帝也不在外。而这股恐惧，正是来源于1768年春天发生的“叫魂”事件，但在几个月后，这场叫魂闹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

一、“叫魂”

所谓“叫魂”，字面意思就是把人的魂灵叫回来。在古代，当一个孩童生病或者精神不振的时候，有些大人会认为是被什么脏东西染上了，于是需要到户外通过叫喊的方式将孩童的魂灵招回来。这种方法也称为“喊魂”或“招魂”。

1768年发生的叫魂案则是另外一种叫魂，这是一种害人的叫魂。据传，这种叫魂有两种手段，一是将仇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吩咐正在筑桥的石匠通过稽垫桥桩的方式打入桥墩下；二是窃取仇人的一块衣襟，或者一簇辫子，通过念咒夺走受害者的魂灵。据传言，这两种手段都可以将受害者的魂灵吸取出来，导致受害者精气大伤，重则死亡。

一位正在喊魂的母亲

1768年春，叫魂的危机已经悄悄诞生，恐慌慢慢笼罩着这片富饶的土地。两江地区的百姓无不提防着，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妖术已经开始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短短几个月，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

1768年夏，山东巡抚向朝廷上奏，说是山东境内发生叫魂伤人事件，施术者可以通过法术吸取人的灵魂，并且割走人的辫子。乾隆本来不当回事，但一看到“割辫子”，便慌了神。

辫子是大清的象征，也是大清的底线。自清军入关以来，政府就推行“剃发令”，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为此汉人与满人发生了许多流血抗争，所以辫子可谓是汉人甘心臣服于满人政权的象征。

山东的这份奏折开始挑动乾隆敏感的神经，在这个大兴文字狱、百姓闭口不谈政治的敏感年代，竟有人胆敢利用妖术来剪辫子，那么其背后肯定有个庞大组织，于是乾隆下旨让山东巡抚严查此事。山东巡抚富尼汉收到乾隆的圣旨后，便开始用严刑拷问叫魂嫌疑人——三个无辜乞丐，这仨乞丐也是倒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问不出什么来，但是富尼汉是个好大喜功的人，量尔不招，就继续拷打。最后，三个乞丐为了活命，只好胡乱编造一些故事当作口供，乞丐们承认自己做过叫魂勾当，并且背后都有一位大术师（和尚）领导，而这位术师就在江南地区做着叫魂的勾当。富尼汉这才满意地将审问结果上报乾隆帝，这一上报，问题就大了。

乾隆对江南地区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这里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恨是因为江南地区的老百姓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也就意味着容易造反。而且这里汉族文化非常吸引人，这对于象征权威的满族文化来说无疑构成了威胁，很多江南地区的官员们都因此被汉化了。所以江南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朝廷重点监视的对象。

监督机构：苏州织造局旧址

割辫案竟始于江南，这彻底拨动了乾隆敏感的心弦。乾隆龙颜大怒，责备江南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自己的地方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竟然是其他省份查出来的。乾隆严厉批评道：“汝二省殊甚痛恨！”于是，他下令江南各省官员向山东看齐，严查此案。

其实江南有些官员在早些时候是听说过省内发生了叫魂案件，也去查过此事，但是怎么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这个案件本来就空穴来风。官员们认为区区小事，不必惊动朝廷，此案不过是愚民们的迷信罢了。于是他们开始相互配合，封闭消息不让皇帝知道，这样让他们安稳戴着乌纱帽。

可如今圣旨下来了，官员们只能服从。就这样，各省的官僚被乾隆动员了起来，全国大清剿开始了。官员们为了争宠，甚至开始进行“竞赛”，你那边抓了十个，那我们这边就要抓二十个。大批的和尚、石匠被抓了起来，经过严刑拷打，再送往朝廷审问。

百姓们本来就害怕叫魂，现在看到政府如此大动干戈，心里更加害怕了，怎么连官府都如此重视叫魂了？于是各乡的村民们也加入了战斗，他们开始严查外乡人，帮助官府抓人。据传言，一位河南村民为了抓外乡人，甚至都来不及参加儿子的弱冠之礼，这未免也太辛苦了。严查外乡人还不够，到了最后，村民竟开始弹劾自己的街坊邻居、仇人。此时的叫魂清剿已经到了几近失控的局面了。

整个1768年的下半年，中国人就忙着清剿了。在这期间，官府制造了无数起冤假错案，被抓的人无一例外经历过严刑拷打，也使得许多无辜之人丧命。但在官僚机构的最高层，军机大臣们都对这场闹剧充满着怀疑。大学士刘统勋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有些案件的线索七零八碎，完全与事实搭不上边，下头送上来的犯人遍体鳞伤，很多都是被严刑拷问，不得已才招的，而且招出来的东西完全就是瞎编的。如果再这么闹下去，对社会的危害将不堪设想。于是刘统勋找了个合适的时间，对乾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乾隆也觉得这件事闹的有点过了，于是在第二天就下旨：停止对叫魂的清剿，这场妖术的闹剧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

但是乾隆认为叫魂案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两江地区的官员隐瞒案情，才导致始作俑者一直逍遥法外。因此，叫魂清剿结束后，接踵而至的是对腐化官员的清洗，大批的官员被弹劾，被惩罚。毫无疑问，这是乾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一种开释。

二、与官僚机构算账

比起叫魂，真正让乾隆忧心忡忡的其实有两点，一是谋反，二是汉化。在我看来，相较于几起割辫案，汉化才是真正令他最头疼以及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乾隆并不相信叫魂伤人，他之所以发动叫魂清剿，无疑是因为割辫案。而通过割辫案可以发现，乾隆对官僚集团的败坏感到生气。

上文中已提到，江南的环境对满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江南为全国汉族文化的中心，这里璀璨迷人的汉族文化，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满族人也不例外。清朝建立以来，政府为了统治数量庞大的汉人，只能顺从并接纳其文化。渐渐的，生活在汉人堆里的满人们不断被汉化，他们开始以汉语作为母语，而忘记了满语，官员也不例外，有些官员用满语写奏折时，上面竟都是语法错误。

乾隆画像

在江南任职的官员，不外乎是最容易被汉化的了。江南既容易汉化满人，官位又是全国最舒适的，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官僚就容易产生腐化。乾隆认为，割辫案中官员们化有为无、揣摩上意的行为便是证明，所以他急需进行一场大行动，来整肃官僚机构。叫魂大清剿便是手段之一，乾隆通过清剿行动，动员起整个官僚机构，哪个省清剿的表现好，这个省就得以受更多恩宠。就这样，官僚们争先恐后地满地抓和尚，整个官僚集团再次牢牢掌握在乾隆手中。在清剿结束后，乾隆随即对官僚进行最后的大清洗，这场对官僚机构的算账才告一段落。

其实，乾隆这次对官僚集团的清洗，并不能彻底解决官员揣摩上意的陋习。高层官员之所以能晋升，很多都是依靠揣摩皇帝的想法和意思，越高层的官员越是如此。所以官僚们逐渐形成了这种陋习，小心翼翼地揣摩皇帝的想法，遇到了皇帝不喜悦听到的事就可以隐瞒，发现能使皇帝大悦的事就积极上奏。这种现象在一百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暴露得很彻底，奕山也好，伊布里也罢，每每战事失利，他们就用浮夸的词藻歪曲事实，哄骗皇帝，糊弄皇帝。

我想，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循环着，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如此，永远无法根除。

三、生存与人性

乾隆的盛世是饥饿的盛世，通货膨胀助长了无业游民的产生，其中包括了许多通过乞讨解决温饱的游方僧（四方云游的和尚），他们不受寺庙控制，到处游荡。面对这些陌生人，老百姓心里是疑虑的。后来，越来越多的流言指出叫魂跟和尚有关系。百姓对待鬼魂之事向来都是又畏又敬的，就这样，他们对这些陌生人就更加恐慌了。

游方僧图

直到乾隆下令开始大清剿，百姓恐惧的内心彻底被点燃了，他们一开始帮助官府抓人，恨不得将这些陌生人全部送上衙门，但是后来，老百姓开始相互告发，清剿对象开始从和尚转到了自己的仇人身上。

可以说，这就是人性，叫魂清剿使老百姓们普遍得到了一种抓人、告发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最后也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人性使人们滥用权力，在叫魂清剿中，群众将权力当作武器和盾牌，去清算宿怨、谋取利益，也能以此保全自己。

美国汉学家孔力飞这样说道：

“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美] 孔飞力

在这个帝制社会里，百姓谈何权力，叫魂唤醒了百姓的恐慌，也对百姓的权力进行了补偿。正是乾隆的清剿给了百姓权力，这种权力也很快因为道德的沦丧而变质，使权力变成了互相伤害的手段。这场叫魂闹剧，成为了人性的一个缩影。

最后引用网友的一段话：“没有叫魂的嫌疑犯，那就抓一些替罪羊杀良冒功。没有困难就制造困难，没有危机就制造危机。反正要持续不断地清零，这样才能表忠心，才能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