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到现在，我离开故乡长沙已经二十年。
二十年中的前十九年，它对于我只是一个城市。我在这个城市出生长大读书，然后离开。这里有过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住着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还有其他的亲人。每年我会在年假和节日回去。回去绝不是旅行，它更像是一种惯性，是这许多年，默认为必要又不那么期待的回家仪式。
二十年，二十个三百六十五天，二十个三百六十五天的二十四个小时，二十个三百六十五天的二十四个小时的六十分钟。一千零五十一万二千分钟，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将每一分钟发生的事情、历经的情绪，覆盖上去，这个超巨的时间标尺将会被压弯至扭曲。标尺兜住的是我与母亲分属不同城市的记忆。未来的分分秒秒，时间仍旧在标尺上依序地刻下去，不同的是，会空白出一块。空白与母亲有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沉甸甸的二十年，忽就极速地压缩坍塌，变成了回忆宇宙里一颗永恒的孤独的白矮星，极重又极小。我像一位时间旅行者那样，跨过这颗星，扒开混沌的迷雾，试图找到那些千丝万缕的浓稠记忆。
此时，长沙已经不再只是一座与我关切的城市，或者说它仍旧是关切的，但面目变得暧昧，而镀上了神秘而浓厚的色彩。
这大概就是朱天文讲的，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不能叫做故乡的。
有一年开车回长沙，高速公路的指示牌上写，某某塘。那地址我并不认得，但仍旧脱口而出，到长沙了。这大概就是化入骨髓的记忆。长沙地界有无数以“塘”字命名的地点，如，东塘、左家塘、圭塘、杨西塘。还有很多以“岭”做名，伍家岭、袁家岭，以“冲”“坡”做名的，涂家冲、吴家冲，曹家坡。寻常的地名揭示了地域的特点，上坡下岭，跋山涉水。到如今，我仍嫌弃这些俗到尘埃里的名字。听闻爱人常德的老家有，修梅镇、停弦渡、太浮镇、刻木山，仿佛旧时有一位鹤发银丝的智者，手撚着长须，思虑良久后，挥毫将之珍重地写下。而那些坡呀岭的名字，是急行军般匆匆而就，最是敷衍。
妈妈说朝鲜战争上，长沙兵最勇敢最不怕死。小时听之，目为奇谈。长沙人，不过是吵架高声些，做事麻利些，饭菜火辣些。怎么看都与“勇敢”二字攀不上关系。我从小笨拙，书翻不开，手撕；结解不开，牙咬。为了把一根铁丝咬弯，生生嚼碎了一小块牙齿，也不敢告诉，生怕被嘲笑。这个从小被母亲以为只会使蛮劲的黄毛丫头，经历好多事，走过好多坎，披着星辰和尘土也跌撞到了如今。要感谢的是乡土人格的骨血里的“霸蛮”。它是一种并不瞻前顾后的孤勇，最是稚气不油滑。这约莫就是“长沙兵”勇敢的前提了。
我童年的家在临街的一幢六层砖楼里，叫四栋。是母亲单位的宿舍楼。那种楼房现在不多见了。每一层楼整排半截子高的镂空栏杆，就那么裸着，一下雨，漂进来半走廊的水，一会子鞋就叽呱乱叫。两头连着楼梯，一头也还有公共厕所。那时候的人们从不怕小孩跌出栏杆，也不怕他们掉进茅坑。虽然，扒着栏杆从四楼向下看，还是会腿软——我很小便断定自己有恐高症。一层六户人家，从不关门，吃饭、吵架、打孩子一目了然。从西走到东，仿佛观看了一部地久天长的肥皂剧，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深埋在无垠的琐碎之中。我家在四楼三户。每每放学回家，等过马路的片刻，眼睛一格一格地移，从下数到四，从左数到三。后来熟练到，一抬头就定位精准，习惯性地摸一下挂在颈项的钥匙。
我喜欢把书放在栏杆台子上，借着天光多读一会。妈妈总说傍晚读书不好，会得鸡毛眼。——傍晚瞎，次日复明。嘴上说不信，心里却隐隐怕。到底读得少些了。夏日里，隔壁的叔叔端出一只硕大的脚盆放在向阳的走廊上。橡胶盆子乌漆麻黑，盆壁上交错着陈旧的划痕。满满一盆鳝鱼，黑灰色的小蛇样，在水里穿梭纠缠，滋出细密的泡沫。太阳花子透过栏杆落在泡沫上，荡成一点一点细碎的光。叔叔拿出一只四方小木凳，斜搭一块长木板，板子顶头竖一支带勾的长铁钉，那是木头窗框上的铁撑子。
他来杀鳝鱼了。
他跟阿姨曾经是湖南省地质勘探队的队员，退役后定居长沙。八〇年代讲普通话的人并不多，我一度对他们非常好奇，又羞涩，就默默地看。默默地看他杀鳝鱼。他伸手往水里一探，拳头里必攥住一条滑溜的小物。鳝鱼挣扎，头尾噼噼啪啪扭打在手背上。接着，他左手撬铁钉，右手按鱼头，钉子一扎，稳了。然后刀尖猛刺进鳝鱼的脏腑，滋啦一声直直地划开，剔出骨髓和内脏，再横切三五刀，连头带肉扔进碗里，前后不过十秒。鲜活的生命，在他的手里解体，化作了一整碗血糊血海的肉片。我从不觉得血腥，蹲在一旁痴看很久，他也不理会。没有对话，也不解释。一个看一个做，像两条永无交集的平行线向无限远逼近。只到腿脚发麻，只到夜幕降临，只到水中空无一物。现在回想这个画面，像默片时代闪着雪花点的黑白电影。观众一帧一帧耐心地看，期待后面的情节。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女孩自己知道她在等待那个观众听不到的声音。那个被冰冷的刀片完结的生命之声，是刺破鲜活之躯贡献出的，冷漠兵器与热血野性的对抗，在完整的一声“滋啦”中彻底结束。最痛的刺激。
我再也不吃鳝鱼。
二马路
二马路，第一个字读去声。长沙方言多平音，在平缓直白的语调中偶尔冒出一个去音，像平地一声雷那样炸一下耳朵。
最初，是我的外公外婆和三个孩子，也就是我母亲、三姨和舅舅住在这条路上。后来，三个子女成家的成家，读书的读书，再后来外公外婆相继去世，房子就空了下来，奶奶和小姑一家又搬了进来。
二马路的房子我从小就去。几乎每一个星期天，母亲都会带我和姐姐在溁湾镇坐3路公共汽车，到北站下车。然后就沿着那条街走下去。小时候人小、腿子短，两旁又只是一些不起眼的老房子，连树都没有。抬头看到无遮无拦的一豁天，简直感觉走到了海枯石烂。就耍赖地席地而坐，这时候母亲并不说什么，只是站在一旁等着。渐渐也觉得无趣，过一会子讪讪地站起身，拍拍屁股，拉上她的衣角又继续走。
外婆家的楼房跟我家的相似，也是一线贯通的筒子楼，有厨房没厕所。离谱的是，建楼房的人们，并不将公共厕所甩在角落，而是堂而皇之安置在中央楼梯的拐角处。这就意味着，不论上楼还是下楼，都要接受氨气的洗礼。经年累月厕所里聚集的氨气浓烈至极，猛烈到憋气也不管用，仍会被熏出眼泪，只能捂着口鼻逃离。但我们从不反对上外婆家。因为这里的母亲跟家里的母亲不太一样，虽然她仍旧一刻不闲，麻利地剁菜、擦地、煮饭，但即便是骂人，也透露着隐秘的愉快和松弛。这里的母亲更加明亮。
母亲有时候高兴了，会给我们几个银角子。我和姐姐冲下楼，拐到一楼的老婆婆家，夏天买颗糖，冬天买支炮，也能欢喜好半天。
长大之后，有一回我跟姐姐去二马路看望奶奶。我刚刚读大学，姐姐刚参加工作。我们俩第一次独自去看望她。从街边的小铺买了一箱维他奶，大红大紫的包装，喜庆得违和。我们吃力地提着这箱奶沿着街边慢慢走。两旁“趴伏”着乱糟糟，土兮兮的屋子——比以前更乱更无趣了。很多土黄色的老砖墙上，画着黑粗的“拆”字。那些大字墨汁淋淋，显得潦草而急促，像一队土匪冲进了熟睡的村落，匆匆地宣告他们的占有。
平常得触目惊心。
快九十岁的奶奶就生活在这些字后面，其实有些不太认识我们了，但还是很高兴地用吸管细细地喝豆奶。回家的路上，我们慨叹，二马路变了，窄了也短了。它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艰巨，那样难以逾越，原来曾经的地老天荒，也终将一地鸡毛。
历时几十年，我的长辈们在这条路上两间不足30平米的小屋子，搬进搬出，走走停停。我的外公外婆还有奶奶都在这里终老，我的母亲、三姨、舅舅从这里长大，离开。如果老房子有耳朵，默默地聆听犄角旮旯里缓缓的乡音，肯定听进去许多不为我知的家族往事。那历经过好几代人的砖墙上，点点划划的笔迹，水渍，霉印，勾勒了他们的生活图卷。有团聚，有争吵，有哭泣，有欢笑，有喷香，有烟火，所有五味杂陈的瞬间被“拆”字一笔勾销，随着老房子被拆毁、坍塌，同世界上所有业已消失的一切，成为萦绕梦境的魂。
奶奶去世后，我再也没去过那里。我不知道它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了。不过我想，它肯定与新一代城市的任何道路没什么不同，干净、整齐和乏味。
二里半
我小时候住在高叶塘。
高叶塘地处湘江西边。湘江自古就是名江，李白写，“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毛主席写，“独立寒秋，湘江北上，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湘江之西，大可以浦西，西渡，......有无数的好名字，可是到长沙人自己这里，简直“元嘉草草”，名“河西”。这是题外话。
直到临搬走，才获知“高叶塘”这个地名。大概是不舍，细细玩味好久。朴素的地名，因为中间有了个叶字，便染上了色彩，变得一点点特别。
那时候的塘里，也真有很多树叶。家对面是一座黄土山。说是山，其实就是土堆。隔空望去，黄土上东一下子西一下子，零零落落插筷子那样插好多歪秃秃的树，以为山不过就是如此。后来，随爸爸出差上北京，站在长城上瞭望山野，满眼的翠，一团一团滚滚而来，青山欲燃，原来是这样呀。
土山被推平之前，我和姐姐常上去。我们在那里找到过蛇莓果、桑叶和长腿绿螳螂。必是姐姐小心翼翼地趴跪在地，双手猛地一拢，螳螂就被合在了掌心。我总躲在树后面，缩成皱皮的柿子模样，又舍不得错过，就偷眯着眼皮。好想问，那虫子腿会不会轻轻地撩，嘴会不会细细地咬，翅会不会密密地扇，她从不告诉，只是裂开了嘴，跑得飞起，钻进了厨房。出来时手里多了个瓶子，螳螂趴在玻璃壁上，张牙舞爪妄想逃出生天。
姐姐爱玩虫。夏天里，她在哼哼（读三声和四声，意金龟子）的腿上绑一根白棉线，像牵宠物那样招摇。哼哼分月亮和太阳，月亮绿太阳紫，紫的精贵。她还抓天牛、悬梁子（蝉），只有蚕我是不怕的，但蚕要桑叶伺候，得爬树。姐姐叫我像大侠霍元甲那样，练好功夫，才能被捉虫队录取。我早上站马步，中午徒手劈树干。练得黑汗水流，还是爬不上去。只得追着队伍的尾巴东奔西忙，讨得一点差事。这种时候妈妈总说，没人跟你抢冷板凳的。
母亲长得美。我羡慕她秀气挺直的鼻子，不像我的，又宽又高，是平原上兀自拔起的乞力马扎罗。她的脚掌也美，是瘦长的埃及脚，而我踩着两个馒头。她的头发乌黑浓密，我是黄毛丫头。从小，人们会客气地说，像爸爸也好，有福。我总是很气，又不是男人，为什么要像爸爸？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的，“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她立志八岁要烫卷发，十岁要穿高跟鞋，向母亲看齐。
我跟她相反。小学时，很流行过一种叫健美裤的弹力黑长裤。那个流行的程度，现今的顶流也会望洋兴叹。跟普通布裤子不同，它腰宽腿细，一路细下去，到裤脚处，缩成两条极窄的袢带。袢在脚板窝里，往上一拉，两条腿立刻绷成等边三角形，裤缝锐利得似刀片，把所有的肌肉线条削得笔直。框在硬朗的直线里，膝盖打起弯来也畏缩了几分。我厌烦母亲推荐的所有服装，她不懂我。她乐此不疲。
她给我和姐姐戴上遮阳帽，套上连衣裙，给我们的嘴唇抹猪油厚的红唇膏。她是兴致勃勃的那个，而我捧着书，呆木的模样，她说，假忙子忙咯？
她要带我们去二里半了。穿戴整齐地站在向阳的门口，金色的光线游走在她的身上，勾勒出一幅金光漫漫的剪影。我知道我在二里半必定玩得开心，她会带我们爬树，会用飘网追蝴蝶，会用石头打水漂。会一齐躺在太阳里，眯缝着眼睛，大声地背李白。我从不追问高叶塘，但我追问二里半，她说，爬坡爬到二里过半，再歇就走不下去。人们就用这三个字给上山的人打打气。后来学课文，知道有一句，再而衰三而竭。不知道是不是她戏谑地杜撰。
但是，下一回，我仍旧磨磨蹭蹭不挪窝。包括以后的无数回，面对任何可能欢快的时刻，我都习惯性地停驻，仿佛竖起耳朵等着那句话，“假忙子忙咯？”
来北京她住在我家，那时候腿脚已经不便，陪她在小区的草地散步。她突然停步，然后猫身往下一探，双手猛地合拢。就得意地把合掌向我扬一扬，我低头往指缝里瞅，不过是一只小蚱蜢。迭声埋怨她，一只虫子不值得，走不稳，会摔跤。拉扯之间，蚱蜢蹦得老远，隐没在草丛里不见了。她远远地望了许久许久。
很多年，我和母亲像金庸笔下不同门派的武林中人，一言不合便剑拔弩张。现在，那剑空了下来，在多出来的时间里，我像黄牛反刍那样，细细地咀嚼、琢磨，戚戚然也领会了她的招式。母亲的血流在了我的血管里，不经意地跳脱出去，用她的嘴，她的手，用她的眼睛，重温一遍我的世界。长城下的翠如重影那样穿越时光溶入到眼前。鼻头酸涩起来，原来是这样呀。那一刻，我懂了她，她在我身上重生。
有一句滥调，失去了才真正懂得爱。喝过一口浓黑的药汁，才渴望冰糖的甜。儿子把蜜桔吃成桔皮山堆，也不会说一句，真甜呀。因为每一只都很甜。他不会懂得一家人守着方桌，在开出许多只白西瓜后，看到溅射出鲜红的汁液，有多么惊喜；他同样不会懂，拿着掰开后又苦又涩的烤红薯，摸黑走上一里路，找小贩要回的两毛钱，有多么珍贵。也是呀，小孩子总不会期望苦的。
现在我有一点懂了，故土牵连的其实不是土，而是人。随着我的年纪越长，脸上的沟壑越多，它就离我越远——即使我们仍生活在那块地域上。我同千寻和无脸男一起，坐上有去无回的海上列车，将故乡望成追忆。
就像高叶塘、二里半和二马路，我把故乡的一点一滴打磨成颗颗宝珠。点数着，把玩着，唯恐遗失，我将它们缀成了一张珠网。忉利天宫的佛陀所言，因陀罗珠网上，每一颗宝珠皆为世间“万法”，宝珠相连，交相辉映。不论好坏，遑论爱恨，你看到我，我看到你，血肉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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