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先生从小读汉学，对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心有向往，曾于1914年到中国考察，却大失所望。他是这样描述的：
大正三年的春天（1914年），我正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到处考察民情。但是实际看到的却令我非常失望，精致巧妙的绘画里的美人、巧夺天工的景物都让我深深地感到：期望太过高，失望的感觉也就更加强烈。更令我感到尴尬的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竟然在儒教的发源地——中国到处讲述《论语》，甚至都让我觉得有种班门弄斧的嫌疑。
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这里有上流社会群体，底层生活的人民，却很少见到人格卓越的中流社会人士。这个国家的人利己主义和个人意识太过强烈，他们没有集体观念，甚至家国意识也非常淡薄。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现今最大的弊病之一。
当时正是民国初年，中国正处于乱世，军阀混战，国力积弱不堪，旧的被打破，而新的还远未树立。当政者既无德，也无功，也难怪他会这样感慨。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十分推崇中国，在建筑、饮食、服饰和文化等方面受中国影响很大，而明治维新之后，由于清政府对比西方的落后软弱，他们开始怀疑中华文化是不是世界上的落后文化，甚至怀疑中国人是不是低级人种，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经济、科技。在涩泽荣一所在的时期，日本就已初步成为了“东方新崛起的大国”。即便如此，也曾经像我国前些年那样，日本也有很多崇洋媚外的行为，比如在书中所写的：
如果一种世界闻名的名酒不去尝一口，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是乡巴佬，土包子；贴上了外国的“商标”，一块肥皂再贵也会让人抢购一空。
而且，涩泽荣一认为，日本也曾受朱子派的儒教主义（他认为朱熹只是一个大学者，是口说实践躬行仁义道德，而并不躬亲履行的人物）影响，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接受道义的约束。因此出现了“知”与“行”的分离：
儒者是讲述圣人学说的，而俗人则是应忠实地履行的人，到头来仁义道德都是统治者们的事，百姓只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百姓只要耕种政府所给予的田地，商人只要能拨动算盘珠，就是尽到了责任。这种结果成了习惯，因此就缺乏爱国家，重道德的观念。正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数百年所养成的坏风气，已经熏染成入厕而志其臭的地步。在这环境中，要做一个有道的君子，本来就不是件易事，加上欧美的新文明，又乘道义观念缺乏之机输入，翕然使人们趋向功利主义，更助长了这种坏风气的发展。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涩泽荣一写了《论语与算盘》一书，倡导商人们义利共举。
当我们评价圣人所达到的高度时，常说“立德立功立言”是最高等的了，一个国家也是，要实现平衡可持续发展，需要政治、军事、经济、商业、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平衡发展。因为历史原因，我们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亲近甚至不如国外，所以才有了要学习涩泽荣一、稻盛和夫这样的出口转内销的现象。习大大提出文化自信，我辈（尤其是年轻人）自当躬行，免得以后与老外沟通，还要老外给我们讲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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