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社会上的慈善热一轮接一轮。
各种名目的慈善晚会、慈善机构、慈善项目层出不穷。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西式慈善刚踏入国门时，其「尺度」之大、观念之进步让人钦佩。
当时就有专门为「失足妇女」（妓女）提供救助的专门慈善机构——济良所。
济良所最早成立于上海，随后在北京、天津、武汉、青岛、扬州等等各大中城市相继出现。
各地济良所一般不存在隶属关系，有的是纯民间机构，有的则有官方背景。
其中以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济良所最具代表性、社会影响也更大。
上海济良所在1901年成立，创始人是一个叫包慈贞的美国传教士，基本是一家纯民间机构。
大约在1896年，有一天包慈贞女士在上海街头见到一少女被一妇女强拉硬拽，围观者却无动于衷。
一打听，才知道这少女是附近一家妓院的工作人员，妇女则是妓院老板娘——老鸨。
当年的圣诞节，包女士又在上海虹桥遇见一美国大兵在街头调戏「失足妇女」。
包女士开始计划建立一家专门救济「失足妇女」的慈善机构，为那些被迫走入歧途、或者想逃而逃不了的提供救济。
后来的事实表明，对那些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女性、被拐卖的未成年少女，济良所也会收容他们。
创立之初，济良所知名度有限，很少有从业人员前来寻求帮助。
济良所采取了与司法机关合作的方式，最初的几年，许多涉案的「失足妇女」被送到济良所进行「劳动改造」。
最初的5年，济良所收容的140名「失足妇女」有一半就是公安局——巡捕房送来的。
为了扩大业务量，1905年，济良所索性在「敌人的大后方」——素有上海「八大胡同」之称的福州路妓院区开了家分所。
这招真是高明，渴望逃离苦海、前来寻求救助的「失足妇女」越来越多。
对那些不能逃出妓院看管的「失足妇女」，只要他们通过信件或者口信向济良所发出求救，济良所在得到警方证实的情况下，也会主动设法营救。
这些信件或口信，很多都是通过「客人」传递的。
但是，对于妓院来说，这就是赤裸裸的恶性竞争了，他们当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慈善机构的存在。
有一次，有6名「失足妇女」组团投奔济良所而来，很快，妓院老板带领一群地痞流氓包围了济良所，还向里面投掷石块、臭鸡蛋、瓜果蔬菜什么的。
警察（巡捕房）迅速出警，驱散了人群，还派人给济良所看了几天大门。
济良所的经费来源，大多都是士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捐款。
正是有了官方和当地士绅的支持，济良所的规模才越来越大，在1908年还分成了两个部门：首年部和工艺部。
划分的依据则是「工作年限」，首年部就是那些到济良所还不满一年的，工艺部则是已经待满一年的人。
在工艺部，是需要从事一定生产劳动的，主要是制作刺绣手帕、袜子，当然，也会发给他们一些劳动报酬。
首年部则主要是学习，有文化教育和生活技能方面的，包括教他们识字、算术、卫生知识，教他们缝纫、刺绣、烹饪等等。
上海济良所的宗教氛围比较浓厚，所有的「失足妇女」每天都要进行一小时的宗教教育。
当然，这些人因为先前职业的原因，大多身体不好，甚至有各种性病，刚开始都是由济良所送他们到教会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1921年，济良所直接在上海闸北开了家疗养院，简直不能更人性。
至于他们的归宿，主要是两条出路：
一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家属能来领回家的直接来领，不能来领的送他们回去。
二是嫁人，由济良所牵线搭桥，整个过程都在济良所的监督下完成，最重要的一点，济良所出去的人不能做别人家的妾。
由此可见，济良所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这些「失足妇女」的价值观。
上海济良所除了在抗战期间停办了几年，一直到上海解放，娼妓制度彻底废除，它才退出历史舞台。
与上海不同，北京济良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官方组织，它的设立跟一个案件有关。
话说京城有个叫张傻子的妓院老板，长期逼良为娼、虐待妓女，有家报纸把他的「事迹」曝光，警方很快介入，张傻子被判了终身监禁。
杨钦三等士绅就开始仿照上海济良所，想要给那些受到虐待的「失足妇女」提供一个救助渠道。
1906年4月3日，在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和地方绅士的共同努力下，京师济良所正式成立。
京师济良所从一开始就善于借鉴上海的经验，直接把济良所设立在了八大胡同附近。
最初的办公地点就是之前查封的张傻子的住房，后来虽经几次搬迁，最终还是在在妓院区固定下来。
由于具有官方性质，京师济良所的基础经费来源是政府拨款。
但这点拨款却是杯水车薪，更多的经费仍需来自社会捐助，而捐助当中最多的则是与「失足妇女」结婚时的捐款。
与上海不同，如果有人要与济良所里的「失足妇女」结婚，除了京师警察厅特许的，都需要向济良所捐献一笔款项，具体数目依据男方的支付能力和对女方的满意程度而定。
同时，北京所也实行生产劳动，但是产品卖出后，扣除了成本费用，剩下的钱就归了劳动者，这些钱都为他们日后离开所里独自生活提供了些保障。
济良所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在那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却也为那群特殊的「弱势群体」提供了诸多帮助，这一点应该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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