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笔记8】先秦宗教小史（二）

【中华文化笔记8】先秦宗教小史（二）

先秦宗教小史之二

——《中国春秋战国宗教史》小结

3 春秋战国时期宗教和信仰的继承

在西周之末“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原始的宗教制度和习俗在大部分地区已不复存在。古典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郊社祭祀之礼与宗庙制度等，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万物有灵的观念受到新思想的强烈冲击，突出表现在对祖先神灵的崇拜上；自然崇拜集中到对日月星辰和山川土地的崇拜祭祀；古老的图腾崇拜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多地反映在龙和凤两种神异动物上，龙、凤崇拜渐成为有普遍意义的宗教意识（少数地区仍有崇拜虎、熊等动物的风俗。对上述神灵和神物的顶礼膜拜，有的承袭了过去的制度，并加以完善和强化；有的则仍处于虚幻的意境中，只在日常生活里以一种宗教习俗有所体现）；天命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有各地发现的卜筮记录和一些政治家的盟誓遗址做为证明；鬼神崇拜则主要通过丧葬制度与葬俗来体现，人殉与人牲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日趋衰亡，代之以木俑和陶俑，与之配套的有辟邪的镇墓兽、导引的魂幡及其他随葬品的兴盛。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教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  对天的崇拜，是天命观、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宗教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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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周时期产生了对天的新的理解，但总的看来人们心中“天”的观念仍然是以天为至高无上之神的宗教观。春秋时，“天”开始从宗教观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这时由于人的思想的解放，“天”不仅开始与人的行为、人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而且“天命”也开始依人的行为来施行其权力，“天”的地位不像西周以前那样不可动摇了。这种变化和春秋时期经济生产的发展、人们社会关系的改变有关，也是思想史上的进步。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有了更明晰的观察和总结，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不断有新的探索与思考，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出现了，“天”的观念也有了更新的含意。

不过，春秋时期的哲学尚不能完全摆脱神学的羁绊，春秋晚期孔子的天命观，正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鬼神，孔子的态度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他轻易不言鬼神之事。儒家思想的根本是礼与仁，对天地鬼神的崇拜与祭祀是礼的基本内容，按照天地鬼神的旨意处事做人是仁的道德属性。但他对天的宗教观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又是不坚定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表现在天命鬼神问题上的矛盾的宗教观，正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反映，也是哲学力图摆脱宗教，力求对客观规律做出解释的尝试。孔子的天命观、天人合一思想充满内在的矛盾，这是后代儒家出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派别的原因，因此哲学中各个派别的斗争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儒家内部围绕着天命鬼神的不同认识所展开的。中国古代的宗教思想，其根源也在于天命观和天人合一的思想。

　　第二，对鬼魂的崇拜，是万物有灵思想和祖先崇拜的发展，也是中国古代宗教观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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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争霸的英雄时代，各路诸侯的立国王公或开国元勋，无疑受到本国本族的拥戴，生前高居万人之上，死后便成为人们头脑中的圣灵。西周形成并确立的祭祀祖先的礼制，显然极具宗教的色彩，虽然到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已不被人看在眼里，但祭祀祖先的典章制度仍然存在并继续实行，只不过分化演进，成为各诸侯国的宗庙祭祀之制了。所谓“礼崩”是分崩离析，一而为十为百，却没有烟消云散。陕西凤翔马家庄的秦国宗庙遗址和山西侯马的晋国宗庙遗址，就是生动的证明。

对祖先鬼魂的崇拜，统治集团一方面通过宗庙祭祀典礼来体现，另一方面更多地表现在丧葬制度上，这就是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的从死和人牲人殉现象。春秋早期，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形势下，人殉现象比西周时期减少了，不过主要是墓中殉人数量有所减少，人牲现象仍在许多地区存在着。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各地发掘的春秋早期墓葬中，贵族大墓往往有人殉和人牲现象，说明人们的祖先崇拜观念和宗教仪式与商代和西周相比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整个社会不断发生巨大的动荡和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从西周时的“礼制”发展到战国时期的“法制”。古老的原始宗教基本上土崩瓦解，代之以比较系统的天命观和富有哲理性的天道观。这一切变革最终使得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许多类型的“士”，构成一个成份复杂的社会阶层。“士”这个阶层的出现，成为王公贵族、地主豪强从死从葬的主要来源。以门人食客、近侍护卫、管家御者等组成的“士”，大都是主于豢养的忠实奴仆。他们从死从葬，既是宗教观的具体体现，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由于统治集团的成败与投靠者自身的荣辱密切相关，这种社会风气便导致了“士”为王公贵族从死殉葬的现象。《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楚国阳城君的门下，集中了一批墨家的信徒，其首领叫孟胜。当孟胜为阳城君而甘愿自杀时，从孟胜死者竟有185 人，可见这种社会集团的宗教意识是极其强烈、影响十分巨大的。这种状况，是宗教观念和哲学思想矛盾的产物，也是古老的祖先崇拜在新形势下的蜕变，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发端，因此也便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支柱。

　　第三，宗教巫术及道家、阴阳家相结合，在中国古代宗教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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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道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老子》中，关于大孝有无、长短、生死等矛盾的变易和转化，及以柔克刚、祸福相依的诸多观念，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根源。庄子论及“道无终始”时说过“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无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老子秋水》）这个终始轮回的理论，正与《周易》的阴阳变化、周而复始的主题一脉相承。老子与庄子的哲学思想在于摒弃了《周易》所具有的宗教巫术特性，并打破了《周易》的固定框架，用富于哲理诗的形式公开表达了道家的世界观，从这种意义上说，老子庄子与孟子荀子等一样，共同实现了从宗教神学到哲学的飞跃。

阴阳家的思想观念正是发端于《周易》，并按《周易》来实践。战国时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也是在儒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变体。他们以天地鬼神信仰的宗教传统为本，演变为阴阳灾变的宗教学说。阴阳灾变观念及其实施的古老方术，是战国时期动乱时代一种突出的思想意识，它一方面可以用为预测权势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规劝统治集团顺应天意，因势利导。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具有无神论倾向的思想家对占筮中的盲目性和消极作用已有所察觉，荀子曾认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其意即谓善于学习《周易》者在于吸取其中的智慧，而不在迷信占筮的结果；《淮南子泰族训》中也说：“《易》之失也卦”，就是说《周易》中的一些失误在于卦象本身。如果将其中某些卦的盲目性去除，《易》道就会更加完善。但是，当时的思想家们没有人能冲破时代的局限，因而终究无法将哲学从宗教中彻底解放出来。

总的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萌芽最初在宗教意识中形成。随着哲学的成长，它一方面排斥了宗教本身，另一方面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仍在这个理想化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周易》正是哲学家继续用宗教的方法去把握世界，传统的宗教力量迫使哲学家采用向天地鬼神卜筮的方式和历史经验来阐述对周围世界和未来的思考。卜筮及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虽然在战国时代没有像儒家学说那样占有统治地位，但其在民间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比起儒家的天命论，道家和阴阳家的宗教观念更具“宗教”色彩，从而成为后来道教的重要源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