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出院后，贾伟文就对我很冷淡，更不会关心我。他什么时候才表现出对我好呢？那就是在他想和我发生性关系时候。我发现了这个规律，就偏偏不肯。其实，他从来都不知道的是，我对于发生性关系有着深深的恐惧感。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让我想起大学的那件事，因此我觉得很恶心，对于我来说又很痛，所以刚开始时我才总是哭，更别提有什么愉快的感觉了。只是，为了满足他，我以前就委屈自己，而这次出院后，我的心越来越凉，就不肯了。总之，那半年多的时间里，生活的琐事，又一点点地堆积；我与他之间的隔阂，不断地加深；两个家庭之间的误会和矛盾，不断地升级。我们只是还在学校里、在同事面前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如此而已。
就这样，到了2012年元旦那天，他一定要逼我跟他离婚。那天晚上，我陷入一片混乱和深深的绝望中，心里似乎有一个黑洞，吞噬了我所有活着的欲望。那时他在客厅，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我把门反锁了，然后拿起一把水果刀，用右手按着左手腕脉搏跳动的地方，有点犹豫，也有点害怕，但还是狠狠地用力割下去，我听到了肌肉裂开的声音，类似于用刀慢慢切割猪肉的那种声音。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痛，于是越割越深。血沿着手腕汩汩地涌出来，如同一条细小的河流；血滴在白色的地板上，开出一朵朵鲜红的花，像木棉花一样灿烂，它们在向我微笑、招手……大概是由于血带走了一部分热量吧，我感觉到冷，那种冷，是从内往外渗出来的，顿时，我心中没有那么灼烧了，呼吸似乎也变得顺畅了，只是冷而已，但整个人觉得舒服了很多。渐渐地，我变得迷糊，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是我第一次割脉自杀，在家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手包着纱布，我再也顾不上形象了，控制不住地在医院里大哭，谢级长（我当时新的级长）抱着我，不断重复着“不怕不怕，我在这里”。过了一会，级长和花姐就一起来了。在她们的安抚下，我才渐渐安静下来。那时，级长带高三，而我这种情况，必然是不能跟上去的，于是我就被调到了高一年级。我已经不在级长的那个年级了，所以，其实她完全可以不再管我，但她没有。而花姐，虽然早就听说了她的大名，但由于我与她不同办公室也不同学科组，我又内向，所以我之前是只闻其名、不知其人。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第一次认识了她，但我当时一片混乱，神智也不太清楚，根本就没怎么注意她，以为她就是陪级长一起来看看我，如此而已。
那个晚上后来怎么过的，我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第二天，我妈妈就过来Z市了。也是第二天，贾伟文就搬出去了。听妈妈说，我的思维处于混乱的状态，意识不清，经常半夜独自跑出去，她每天都心惊胆战，但我都不记得了。我只知道，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去上班，有记忆，但是断断续续的；只记得，在学校时花姐多次找我谈话，她还到家里来看我，带我去看演唱会、去看球赛、去寺庙上香……具体的细节也不记得了，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也许花姐为我做的还不止这些，但我都想不起来了，那段时间的记忆真的很混乱。
那时，我心里很感激花姐，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善心、很热心肠的同事，不然，躲我都来不及，哪会自找麻烦！但那时我对她，也仅仅是感激，却没有任何感情成分，因为不熟，也因为我从小习惯与人保持比较远的距离吧。我一般不会称呼同事“什么哥”或“什么姐”，但她一直对我自称“花姐”，于是，说多了，我也就这样叫她了。
元旦过后的那段时间里，花姐跟我谈过的话、讲过的道理应该有几车多吧，我却没有一句能听进心里。我可以感觉到她很客气，也很注意用词和表达方式，尽管如此，她的一些话还是很大地误解和冤枉了我，也让我间接知道了其他同事对我的一些看法。奇怪的是，那时我竟然一点也不在乎，甚至不曾辩解，只是默默地听着，听完了照样机械地说“谢谢你”。还记得，花姐跟我校对了一句话“贾伟文说你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是不是？”——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不肯跟他发生关系；花姐还问过我“他还说你自杀就是为了要钱，是不是？”。这两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太震惊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会去同事面前说我的不好。不过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如何回答花姐的，或许我根本就没有回答吧，因为那时我跟她一点都不熟，估计我是不会讲什么的。感情这种东西，还是很需要时间的酝酿的，特别是对于我，更是。这也很正常，本来，了解一个人就是一件很难的事，而了解我这样的人就更难了，花姐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周内做到，更何况那时的我对谁都很排斥，除了级长。
之后，在2012年的上半年里，虽然我是活着的，但只是行尸走肉地活着；虽然我后来也去上班了，但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没什么感觉；我心中死的念头和自杀的欲望特别强，真的不想活了，完全不想了。从高中开始，我就经常产生死的念头，大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特别强烈甚至差点付诸实践，只是之前我心中还有一些牵绊和期待。而到2012年这个时候，我真的彻底绝望了。我也想象过自杀后的各种可能——或许会下地狱，或许会阴魂不散地在空中飘荡，也或许根本就没有灵魂、一了百了……我做了很多很多猜想，刚开始还有点怕，但后来我就想赌一把。我想好了，就算是下地狱，我也认了，反正活着也如此痛苦不堪，如果赌一把的话，或许还有解脱的可能。
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自杀的，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仅仅就为了解脱。因为，我最爱的爷爷奶奶都没了，我没有任何牵挂；我帮父母把三个弟弟都供到了大学毕业，也算是仁尽义至；弟弟们都长大了，能自己独立，我也挺放心他们的；我自己活得生不如死，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留恋，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而且，当年爷爷去世时，我曾经在他灵堂前说过“等奶奶也去世了，我就去陪你们”。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只要有机会独处，我就自杀。我至少自杀了六次，只是都被救回来了。很不能理解的是，我每次自杀都很坚决，也没有通知任何人，但是每次都还是比较及时地被送到医院抢救，经常是同事送我去的。虽然我妈妈也在珠海，但同事比我妈妈更敏感吧。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么多注意我、关心我的同事，我肯定活不到现在的。
依稀记得，有一回自杀后，在医院里，我已经飘起来了，身体贴在天花板上，看着很多医生护士和躺在床上的另一个自己，他们都在忙，进进出出……后来不知为何，我又醒过来了。每次在医院醒过来，我的心情都特别特别复杂，不知道我是该感恩还是该失望。我知道我对不起学校、对不起校长、对不起谢级长以及所有关心我的同事，我更对不起级长和花姐，我也知道我那样做是自私的，也对不起父母，但到那个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再顾及这些了。
我在学校里闭口不说我跟贾伟文之间的任何事情，包括级长——我在学校里最信任的人，我也从来没有跟她说过。因此，或许我的同事们会以为我就为了个男人要死要活，或许他们会以为我是因为太爱贾伟文才不肯跟他离婚，或许……总之，我听了很多版本的传言，也就只有级长说我其实就是放不下面子而已，那时我觉得还是级长最了解我。客观地说，我对生活完全绝望，也不应该完全怨贾伟文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强催化剂，也是一条新的导火线，类似当年那个教授一样。我想，来到Z市后，假如我能遇到一个真心爱我的男人，假如我的婚姻和新组建的家庭能给我安全感和温暖，或许我就有可能继续往比较正常的人生路走下去，或许我就不会反复地进出精神病院，或许我也不会重新徘徊于生死边缘。只是，那些永远都是假设了。
那段时间，我深入思考了关于自杀的很多问题。我认为，自杀的人，是不应该被原谅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解脱建立在亲朋好友的痛苦之上，太自私了！同时，自杀的人，又是应该被原谅的，若非逼到极限，谁会走这条路啊！死后如何如何暂且不说，就自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其实每一种死法都不舒服也不是100%保险的，我试过其中几种，那种感觉，真的是难以描述的痛苦。能好好活着，谁不想呢？
有很多电视剧或小说都给人一种错觉：吃安眠药自杀是一个完全没有痛苦的很平静的过程，还会死得很优雅。错了！那是骗人的！当我吃了很多很多安眠药时，胃里会是翻山倒海的感觉，会想吐，接下去，头很晕很晕，天旋地转，整个人的内部都在翻滚……反正，在还没失去知觉之前，真是太难受了。而且这种方式，若成功不了，更痛苦。我用了三次，都被发现了然后被送进医院抢救。有一回到医院时我还比较清醒，所以对于洗胃那个过程，我永远都记得：由于我不肯配合，就挣扎和反抗，于是就有好几个人抓住我的手脚，然后强行撬开我的嘴，将一根很粗的管子从我口中插到胃里，真的好痛好痛，想吐又吐不出来，喉咙哽着那么粗的一根管子是怎样的难受，没试过是绝对想象不出来的，接下来就启动那台机器，往胃里灌进去一些液体，好冷好冷，于是胃就一直膨胀，到了很胀很胀时，机器就往外抽，将那些灌进去的液体全部抽出来，身体似乎也被抽空了一样，后背贴前胸的感觉，胃就消下去了，之后就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像在受刑一样。每次洗胃，我都感觉那个过程好久好久，时间好像停滞了一般，也许是因为太痛苦了吧，也许是因为本来就没那么快，而我一挣扎就更久了吧。其实，反抗和挣扎，也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到后来，我全身无力，软绵绵地贴在床上，根本就不用护士抓我也挣扎不了，唯有泪水长流。
所以，吃安眠药自杀，绝对不是一种好方法！或许，割脉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对于我来说，割的时候不是很痛，然后看着血往外流其实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只是身体会越来越冷而已。我想，对于我来说，只要不被发现，这确实是一种比较舒服的方法，而且，就算被发现后送医院，缝针总比洗胃好受一点。其实，我觉得最保险的、成功率最高的方法还是跳楼，当然必须足够高。尽管陈韵老师总是跟我说“11层楼高也保证不了死亡”，但我还是觉得，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一般都能成功的，只是容易误伤他人吧。我想，不管选择什么方法自杀，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不伤到他人才好。
2012年9月开学前夕，贾伟文再次逼我离婚，我不肯，他居然去法院起诉离婚。当我接到法院的传单时，顿时懵了。我独自一人在家里哭了很久，犹豫了很久，才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级长。级长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你能主动找我，我很高兴。只要你好好的，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好吗？”这句话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对于当时处在崩溃边缘的我，却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很庆幸我当时还会主动打这个电话给级长。后来，我也不知道级长是怎么处理的，反正，这件事就暂时搁置在一边，贾伟文也暂时没再打电话逼我。开学后，我还是坚持去上班了。我和他还是同个年级，抬头不见低头见，这让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另一方面，花姐跟学校提议让我和她教相同的两个班，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就是她，于是，我和她几乎就是天天见面了。我跟花姐渐渐熟悉起来，也慢慢对她有了一些感情，而不是单纯的客气和感激。
到了2012年10月底，级长和花姐看我的状态有所好转，就三番四次，好说歹说，劝我早点去跟贾伟文办理离婚手续。刚开始我还是不肯去，不是因为留恋什么，更不是因为还有什么感情存在，而是我觉得离婚是一件很丢人很没面子的事，我就是想拖到我自杀成功为止，这样我就不用背负着离婚这个名声了。后来，她们两人算是说服了我，我终于下定决心——我去！我当然不会要求级长或花姐陪我去，她们太忙了，再说，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开口让同事陪我去呢？但级长主动说“我陪你去”，花姐也是，那时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于是，她们两人一起陪我去了民政局，只是到那里之后，我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就变得很糟糕，无法控制地在那里哭，但我最终还是进去了。只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不给办，他们说我的精神状态太差，不适合办离婚手续，除非有医院出证明——证明我没病，否则就得去法院办理。级长和花姐向那些工作人员解释了很久很久，可是人家就是坚决不肯给我们办。没办法，过了几天，级长和花姐再陪我去了法院。在法院办手续的过程，我就又想不起来了，据说，从法院出来，我就晕倒了，是她们把我送回了家。
直到现在，办离婚手续的相关文件，都不在我手上，花姐说她替我保管着，需要时再给我，她怕刺激到我。据说（我自己没印象，妈妈说的），从法院回来后，我的精神又陷入了混乱状态，妈妈一直在家里哭。几天后，级长到家里来看我，觉得我必须去医院，于是，又是她把我送进了医院。这次没有住院，因为那个医院刚好没有精神科的住院部。当我恢复意识时，已经过去一周了。慢慢地，我的思维变得清晰了，于是我又回到学校上课，我还记得学生们见到我时一齐欢呼、全班起立唱歌给我听的情景。
现在想来，我十分感激级长和花姐，在离婚这件事上替我做主，陪我去办了手续，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件事。回想起来，与贾伟文离婚，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还好，当时她们两人帮我做了这个决定，并给我最有力最实在的支持和帮助。有时候我会想，要不是遇到这么好的同事，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就算没有死也肯定被逼疯了。或许，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怜悯和补偿吧。刚离婚时，我在学校觉得抬不起头，心理也特别脆弱，经常哭，经常想这件事，觉得很丢人、很没面子。后来，慢慢地，我渐渐放下了，也渐渐觉得那是一件很正确的事，就是不能再拖，否则对我的伤害更大，对他也不好吧。我也不怨恨他了，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不负责的男人而已，也不算恶人，我们只是错误地结合了而已。现在，当同事再次说起他时，我已经很平静了，好像他们在说一个陌生人一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反思我的婚姻，我觉得它是一个失败的婚姻，我和贾伟文都有错，这是双方的问题。他的错，他自己去反省，我只反省我自己的问题。首先，我不应该为了寻找家的感觉、为了寻找安全感而在没有足够了解他的时候就匆匆忙忙地结婚，也不应该瞒着好朋友或同事跟他登记结婚，其实我应该先听听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其次，我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从小就不善于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我连跟自己家人的关系都处理不好，就更加无法面对两个复杂家庭的错综关系了；再次，当我与他之间出现矛盾时，我也没有好好跟他沟通，我选择了沉默和自己伤心，恰好，他也是这样做的，就导致矛盾越来越深、隔阂越来越大；最后，当我觉得不合适的时候，我不应该为了面子，一直拖着离婚这件事，一直压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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