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君主，多昏庸无能，这从侧面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长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咎的人在。譬如曹操，许多史学家至今无法原谅曹操窃权的行为。就连戏曲中曹操的面部都被设计为白色，以奸诈著称。
从脸谱论人物。中国的戏曲始于唐，而取得市井间娱乐的地位则于宋，其衍变而为今日之“京剧”，至少距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代又已一千年。譬如关公，吕蒙，他们在戏剧中的事迹与史实是有所出入的。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结构上稍松懈的部门，虽然大致上依据“高级文化”吹搓而成，却又在细微末节之间穿插交凿。这种非正式而带娱乐性的安排，使哲学家和大政治家的见解下达于一般民众。（这段话写的如此拗口，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说哲学家和政治家根据历史上确有其人的人物事迹，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对这个人物进行加工，以故事的方式流传，使民众容易接受他们的观点。）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专制魔王的狂妄，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在这种种故事中，作史者的态度，较诸他们笔下之题材还要值得考虑。（这就要求人们在读史学作品时，注意史学家的背景以及他的态度。）有了以上的轶闻琐事，这些历史家提出一点令人特别注意之处，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皇帝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同时她也是可怜的，她被文官集团要求品德上至善至美，不断接近一个圣人的标准。这种要求一般人是达不到的，如果国家有灾难，他也要为国家的所有灾难负责。）
失望中孕育希望。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为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佛教的普遍影响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有些学者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如果以这个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好处，这个好处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佛教传入中国有许多的周折，但是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佛教对不同人的五花八门的影响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如果中国自唐以后全民信佛，从此摒弃儒教，那么信佛教的中国会不会比信儒家的中国好呢？可惜历史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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