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中国的古代，在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以后，虽然正统的统治机构只有一个，但围绕如何推翻现有统治的起义活动却相当频仍，可以说从未停歇过。
从最早的西周“国人暴动”(又叫国人起义)开始，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隋末瓦岗军起义，北宋末方腊起义，元末的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起义，明末闯王李自成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武昌起义，民国时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这些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且相当重要的起义，一般发生在一个王朝衰落，朝代更替的动乱年代。
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太平盛世也不乏起义，比如大汉文景之治下的“七国之乱”，晋时的“八王之乱”，盛唐时的“安史之乱”，康乾盛世时的“大小和卓之乱”等等。这些暴力活动被当时的统治集团说为“叛乱”，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起义，不过是因暴动的起因和发起者的不同而叫法不同罢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或争夺属于某个阶级的利益。
而这些载于史册的大起义已经令人目不暇接，而小起义更是层出不穷。事实上当你翻开任何一本的地方志(比如市志、县志)，诸如此类却名不见经传的起义更是数不胜数。然而我今天作文的目的不是梳理中国历朝历代的起义史，而是谈另一个与起义活动比较密切相关的事，那就是宗教与起义的关系。
从《史记·陈涉世家》里我们可以看到，陈胜吴广在起义的前夜为了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了“鱼腹藏书”、野狐夜叫“大楚兴，陈胜王”的把戏。把戏虽然是把戏，却不是一般的把戏。因为我们的国人素来敬畏天命，只要是天命所归的，他们就是深信不疑的。但问题是，在传统上，皇帝作为苍天在人间的第一代理人，号称天之子，是拥有对天命的绝对解释权的。而为了撼动天子即皇帝对于天命解释权的合法性，起义者往往只能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来提出自己的天命观，从而与所谓的正统抗衡，甚至进而取得胜利，而这个方式最有效的莫过于借助宗教。
当然陈胜吴广所用的伎俩远远算不上借助了宗教，充其量就是迷信活动。而宗教意味着信仰，而迷信则是盲信。宗教信仰是超越自然，超越世俗的，就是说你无法用科学的理论去证明其存在，是无条件的信奉。但宗教信仰是有其严格的教义与行事准则，而迷信虽然也具备超越自然，超越世俗的特点，但其没有严格意义上“教义”，有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模糊性。东汉末年黄巾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与陈胜吴广的做法没有本质区别。
真正意义上的用到宗教的名义起义的是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在这里我仅分析一下方腊起义。
《方腊传》封面
大家对于方腊的印象相信大部分都是来自施耐庵的《水浒传》，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极其事迹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而方腊却是历史上真真切切存在过的历史人物。
方腊是江南东路歙州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来只是种地，后来学会了箍桶，从而时常游走在安徽、浙江一带，靠给人家当“佣工”箍桶糊口，活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当地流传一首歌谣:“日箍桶，夜箍桶，年年辛苦肚子空。”
北宋徽宗时，除了皇族和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需要大量消耗银钱物资外，由于为了维持北方的和平，还不得不向辽和西夏年年贡纳银绢七十万两。如此庞杂的开销全部都是由工商农民来承担的，而且农民是其承担主体。官方由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比如除了地税、茶税等等税收外还征收“地里脚费”、“花石纲”等。这些举措导致了大批贫穷农民的出现，“天下三分二分贫”，史称“天下赋税不均，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说白了就是贫富差距悬殊，与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些相似，好在我们没有那么重的税收负担。由于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利益矛盾日益尖锐，以至于不可调和，所以农民起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方腊作为一个贫苦农工，他并没有什么知名度或号召力。但是在人人都有“反心”的社会矛盾尖锐的年代，他是如何从一个赤贫民工逆袭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大起义家的呢？他的法宝和洪秀全一样，运用了宗教。只不过方腊用不是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而是牟尼教。
牟尼教，亦称摩尼教，是伊朗古代的一种宗教，从唐代以前便传入中国。它的教义有所谓“二宗”“三际”之说。二宗，是指“明”和“暗”两种势力。三际，是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明”和“暗”二宗是同时存在于世界上，互相矛盾斗争着的。但是，统治阶级认为，所谓明暗二宗相斗，很有可能被人民群众利用来反对他们。所以唐尊佛教，宋奉佛、道，而压制摩尼教，但从神是否存在以及一神论的意义上说，佛教，道教，摩尼教其实都不算宗教。
当时的情况是，在东南各地信奉摩尼教的人很多。据此，方腊便以宗教为纽带创立了一个团体。当然，这个团体的人不是为了一起探讨教义，从而安天乐命的生活，而是为了起义。
那么方腊这步棋走得怎么样呢？在其苦心孤诣的操持下，在宗教旗帜的号召下，方腊最终聚集了一批农民朋友，终于于宋宣和二年，即公元一一二〇年十月九日在青溪县帮源洞杀官起义，一个多月后的十一月二十二日起义军已发展壮大到十万人，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攻占赵宋王朝“国用所恃”的重镇——杭州。起义军人数也迅速增加，史称“众殆百万”。
方腊虽然凭借着宗教成功的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到最后还是落入了失败的境地，宋宣和四年，即公元一一二二年的三月，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便被镇压了下去，前后不过一年半不到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说是昙花一现也不为过。
而后世由洪秀全领导的，同样是借着宗教外衣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也还是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说明，起义者在起义的过程中虽然可以借助宗教来积聚力量，但最后决定起义能否胜利的却不是宗教，而是你的政治主张，革命纲领这些更加实际的东西。
宗教作为一个古老的历史产物，在遥远过去有，现在有，在很远未来同样会有。因为它的超自然性、超世俗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在无法解决“我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要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前，还是需要宗教来给我一些抚慰的。
(文章中方腊资料来自一九七六年历史研究所《方腊传》编写组所编之《方腊传》)
公元二〇一七年于北京作
方腊起义形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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