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下午一点钟的样子，我在路上飞速地骑着我的小电瓶。在拐弯的时候我被一辆汽车撞飞了。
不不，事实情况是，我自己主动飞出去的。
我实在骑得过快了，因为午后嘛，路上的车相对较少，我又有几个朋友在等着，不由自主地便骑得飞快。
到了一个大拐弯的地方，谁料到突然冒出一辆黑色的小车来。我们那小城的路很窄，在拐弯的地方如果没谨慎一点，很容易就跨到路中央去了。我跟一辆车就在路中央突然迎面相向。
刹那间我本能地紧捏刹车，但没想到的是，车是刹住了，我人却没刹住，我隐约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往上一送，我还想抓住车把手，却抓不到了，我摔了出去。
车也倒落在地上，转溜了一个圈圈。
对面的车也停得很及时，和我还保持了好几米的距离。过了几秒钟，司机打开车门跑过来，左右看了看，比划着我们的车距说着：“你看到了啊，我没有撞到你啊，是你自己摔倒的啊，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行车记录仪也是开起的啊，你可以看啊。”
我的头撞得青痛青痛的，但又十分清醒。我坐在地上，双手搭在膝盖，一面惆怅地听着一面老实地点头。
他又跑到前方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横着手机录了一下全景，然后他就开车走了。
我也检查了一下我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在一些无聊的老头老太的围观里，推起小电瓶离开了。
说起来那天我还真的很出息，我居然一声不吭地坚持去耍了一下午“狼人杀”，因为那几个等我的朋友只有三个人，但狼人杀至少需要一个裁判，一个枪手、猎人和无辜群众，要是我不去的话，他们就只有轮流枪毙对方玩儿了。
到了晚上，我的一只脚却变得奇痛无比，从不能沾地到接着摸都不能摸。剧痛令我想起了下午那场遥远的车祸，我意识到我没有那么走运，终于打了个车去医院躺起了。
我就这样认识了和我同一个病房的杨婆婆。
我们一个病房里住了三个人，我躺在最靠门的位置。最里面是一个瘦瘦的大爷，他几乎从不说话，始终以接近平躺的姿势闭着眼睛，脸还朝着墙壁那一侧。
照顾他的是一个阿姨，感觉她很开朗，整天逍遥自在地在床脚织着毛衣，跟来来往往的小护士开着玩笑。我一直以为她是那个大爷的老伴儿或者亲属，过了很久了才知道原来她是请来的保姆罢了，等老头出院了，她还会接下一个病人守。
她说她已经退休了，儿女在外，反正每天也很闲，帮人守病人也是这么闲着，在这里闲着还赚钱。
我倒是同意她的说法，甚至深感她的高明，病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她也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毛线，无非吃喝拉撒的时候她放下毛线，起身活动活动。每次经过我的时候，她都会感慨一句：“哎，屁股都给我坐痛了。”
她这话我深有体会，一只脚不让动的困境让我浑身难受，好在过了一段时间我自我感觉良好了起来，医生便允许我杵着拐棍起身，在病房里自由活动。
在我有了自由游荡的权力以后，我和杨婆婆的交情便日益深厚起来。一个原因是，每天护士都会推着小推车，来病房里发药，按道理她们应该温柔体贴地把每个病人的药放在床头，但是大部分情况是护士只会站在门口喊：“王XX，哪个是王XX，过来拿药！”
王XX的家属赶紧起身，去门口领药片，护士就会随即嘱咐：“黄色的水服，白色的含化，记住了吗？”
家属连说：“记住了，记住了。”
护士便推着小车喊起下一个家属的名字。
但是杨婆婆的家属常常缺席，有时候喊到她的名字时，那塌陷的枕头和泛黄的棉絮之间就会泛起一个嘶哑连绵的声音：“呃——呃——呃——”
我便开始代劳这件事，帮她接药，帮她分清怎么吃，后来我又开始帮她插体温计，取体温计，给她读数，再后来我又开始杵着棍子吧嗒吧嗒地去帮她找护士来换吊瓶，甚至有一次她突然大喊：“不舒服，肩膀痛啊，不要给我输了！”
旁边的保姆阿姨几次起身瞅她，安抚她说：“莫闹莫闹，一会儿就输完了。”
其实杨婆婆的耳朵有点背，一阵能听到，一阵又不到。她只管喊着：“我痛啊，我痛得很啊。”
我给保姆说：“你看着一下，我去找医生。”
保姆看了我几眼，给了我一个眼神。而后她就和我一起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上，跟我小声说：“妹子，是阿姨这看你是个好孩子才提醒你，换别人才不管知道吗？这个事你也去揽吗？那是医生开得好好的药，你管病人怎么叫？万一她儿子晚上来了，说药怎么停了，还说你的事，你担得起吗？我在医院啊，闹事的我见多了，别说我说的啊——”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通她的话，我只是打算去叫医生，又不是自己动手把管子拔了，我怕什么呢？于是我没有听她的劝告，去走廊中间的办公室里找了医生，说XX号病人一直喊痛。
过了一阵那医生就过来了，询问了两句，就把那个药瓶取掉了。
到晚上，杨婆婆的儿子过来，他也没有追问。
但此后，杨婆婆似乎很感激我，她也开始说话了，我竟然才渐渐得知，她不说话的原因是害怕口渴，口渴了没人给她倒水。
我说：“你说一声我可以帮你啊。”
她说：“啊？你说啥啊？”
她又无意提起她一直躺着的原因是要是把她摇坐起来了，她想睡的时候又没有办法睡。我问她：“那你现在是想坐还是想睡？”
她说：“我老伴要是在的话……”眼泪水就顺着她的脸颊湿润润地浸到衣领里面去了。
杨婆婆的儿子长得高高胖胖的，脸方形，戴着金丝边框眼镜，他每天晚上来的时候都穿着大大方方的西服，没有领带，白衬衣被他的肚皮撑地有点梨圆。有时候他来得晚些，说是应酬忙不过来。
我想他一定是很忙的缘故，但有一天下午，他推着杨婆婆在门口坐着的时候，他们忽然吵了起来，我听见他劝说：“妈你要搞清楚，你又不是只生了我一个，你还有几个子女呢，我就非要来伺候你么？”
而后我没细听了，进来的时候他们又恢复了正常和沉默。她儿子很懂礼数，知道我们会给杨婆婆帮忙，不断地双手合十跟我和保姆说着感谢感谢。
病房里的沉默是一种常态，如果闷得慌的话我就游逛到其他地方去，有些科室病员成灾，以至于只能睡在走廊上的床铺，有一次一个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的年轻人给我吹起他以前的勇猛，说他曾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抓到一个扒窃，但警察不管不问还不给他补卧铺，——他说明明他看到有卧铺空着呢！下车后他和那个扒窃对饮了六件啤酒然后相忘于江湖。
我则给他讲了一下我的车祸经过，他翻起身朝地上吐了一口浓痰，骂道：“王八龟儿，他咋就没责任了？”
我忙平息道：“他不是没撞到我嘛。”
他仰着脑袋，双手放在脑袋下面，愤愤不平地说：“没撞到就可以不管了么？他不也把车开到路中间了么？他倒是屁事没有！现在人不知道都在怕啥，你躲我，我躲你，莫良心可言。”
我哈哈地笑了起来，给他说：“不是怕我赖他嘛。”
他的嘴角上扬，忍不住也笑起来，又严肃地说：“我就不会跑，是我我肯定要送你去医院的，好歹看在人家是个姑娘的份上，那男的不配做我们男人。”
我们吹了一会儿牛，我看时间不早了就回了病房。我不确信他说的“他就不会跑”是不是真的，但我全当是真的，我说服自己他肯定是那种不会跑的人，至少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一份毫无畏惧的希望。
我身体向来健康，加之年轻，好转得很快，到月底的时候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
在我出院之前，杨婆婆却比我还先出院，因为她自己死活不愿意住院了。她一直喊着她要回老家，在这里不好也会把她拖死。
那天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很多话，她一边哭一边数落她儿子的不是，护士来劝慰她不要这么激动，她就说起她嘴巴里长了溃疡，一直都不好。
护士拍着她的肩膀说：“婆婆，你先不要着急好不好，我们等你儿子回来了再说。”
她听到儿子两字，晃着胳膊说：“不要找他，不要找他，我现在就走。”
护士又手忙脚乱地安顿了好一会儿，杨婆婆才又重新躺下来。
等到都安静了，那个保姆忽然远远的议论起来：“溃疡不好？那一般都是癌症的先兆呢。”
我赶紧朝她摆手，叫她不要说。
她见我不理会她，颇有些不高兴地说：“是的嘛，我有个同事就是先是口腔溃疡，结果查出来是癌症，……她耳朵背，听不到的。”
到了傍晚，杨婆婆的儿子来了，他已经从护士那听说了杨婆婆执意要出院的事，便跟杨婆婆商量，问她：“不住院接下来咋弄？”
杨婆婆说：“我不怕，我啥都不怕，就是癌症我都不怕！得了就得了，我一个人躺在屋头死，我心里踏实，我不劳烦你们……”
我一直看着电视上无声的新闻联播，尽量不去想任何事。
杨婆婆出院的时候，一定要我跟她互相写一个电话号码，她不停地夸我，说着以后她们那的樱桃车厘子熟了要给我打电话请我去乡下吃个够。
结果我天天盼着吃车厘子，她却从来没有联系过我。
还是我在一年半后试着拨了那个电话，但是一个男的给我说杨婆婆已经去世了。他反问我是谁，我说：“以前的一个病友。”
“病友？”他感觉很莫名其妙，随即就挂了电话。
那么杨婆婆是怎么去世的呢？这就成了一个谜团。
我希望她不是真的得了癌症，但我也不希望她是死在了无人问津的孤独里，我竟然想不出她该因什么原去世更好了？
寿终正寝也不大对，她好像也就六十几岁吧。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