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无独有偶，早于黑格尔一千六百年的王弼，站在易学的角度提出“得意忘象”说，把《周易》“象”的最终落实点归结于“意”，深刻触及到《周易》象征的主要特色；尤其是“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二句，不仅切中《周易》象征意义的广泛性，而且把“象”与“征”二字对举——尽管王弼时代不可能有今天的“象征”概念，却已经不期然而然地把《周易》理解为一部象征性的哲学作品了。这也是王弼“得意忘象”说至为可贵的一方面精到之处。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依照前文所引王弼的“象”、“意”之论，我们既可看到他的最终目的是主张“忘言”、“忘象”以明“意”，故其说的重心是寄托在“得意忘象”之上；同时又可以感受到他这一学说充满了十分浓厚而精微的思辨色彩，把言、象、意的多层关系阐述得淋漓而尽致。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魏晋时期文人之谈玄论道，往往均带有不少思辨气息，而王弼在解《易》过程中则将之作了大幅度的有机的发挥，遂形成了他易学理论上强烈的思辨性特色。
然而，若针对王弼思辨性极强的“得意忘象”说探讨其学术渊源，固然应当承认其受到《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论的启发，但更直接地影响王弼此说的，当推庄子的“得意忘言”论。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庄子·天道篇》曰：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庄子认为，“意”不可言传，故世间一切书籍正同“形色名声”一样皆为虚妄而不足贵。于是下文又叙及“轮扁论书”的寓言，直斥凡传世之书皆“古人之糟魄”。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其《外物篇》更进一步指出：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筌为捕鱼竹网，蹄为捕兔器具。庄子取此为喻，指明语言是表“意”的工具，既得其“意”，则其“言”无妨忘却。再对照王弼的“得意忘象”说，不难看出是全然脱胎于《庄子》的“得意忘言”；甚至援引的“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之喻，也直接采用《庄子·外物篇》之说。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当然，王弼的“得意忘象”与庄子的“得意忘言”又有本质的区别：
其一，王弼之说是从易学角度揭示治《易》的方法，故其所谓之“意”，乃专指《周易》的象征意义；而庄子之论则是继承发挥老子“绝圣弃智”的虚无思想，其所谓“得意”者，乃指悟得“有生于无”的道家玄理。
其二，王弼的“象”，指《周易》的卦象、爻象，他虽主张“忘象”却未曾否定“象”的具体存在和前提作用；庄子的“言”，则泛指外在的语言形式，属于被否定的整个客观世界之一例。括而言之，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富有理性韵味的反映着清新深邃的思维活力的易学方法论；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万物否定论的从属概念，与其“坐忘”、“心斋”之说正相应合。因此，王弼此说虽与庄子论调有直接的沿承关系，但两者却不可混同等视，更不可简单地认为王弼是毫无抉择地机械地援引老庄玄学以入《易》。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王弼易学的思辨性，在他的治《易》方法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说中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同时也常常体现于他阐解《周易》经传的诸多论说之中，这在本书前两章的证例中已颇有涉及。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重视的是，王弼易学的思辨性，正是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气的典型反映，换言之——生当玄风盛行之际，王弼的玄学造诣，无疑直接检验了他雄视一代的思辨能力。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三国志·魏书》注引何劭《王弼传》称其论道“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谓其谈玄“自然有所拔得”，尤胜其时之名流何晏，又记载“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这些，都侧面展示出王弼思辨水平之高，实是居于时代的前列。因此，从王弼易学的思辨色彩中，我们又一番俨然感受到一千七百多年前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无独有偶，早于黑格尔一千六百年的王弼，站在易学的角度提出“得意忘象”说，把《周易》“象”的最终落实点归结于“意”，深刻触及到《周易》象征的主要特色；尤其是“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二句，不仅切中《周易》象征意义的广泛性，而且把“象”与“征”二字对举——尽管王弼时代不可能有今天的“象征”概念，却已经不期然而然地把《周易》理解为一部象征性的哲学作品了。这也是王弼“得意忘象”说至为可贵的一方面精到之处。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依照前文所引王弼的“象”、“意”之论，我们既可看到他的最终目的是主张“忘言”、“忘象”以明“意”，故其说的重心是寄托在“得意忘象”之上；同时又可以感受到他这一学说充满了十分浓厚而精微的思辨色彩，把言、象、意的多层关系阐述得淋漓而尽致。
魏晋时期文人之谈玄论道，往往均带有不少思辨气息，而王弼在解《易》过程中则将之作了大幅度的有机的发挥，遂形成了他易学理论上强烈的思辨性特色。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然而，若针对王弼思辨性极强的“得意忘象”说探讨其学术渊源，固然应当承认其受到《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论的启发，但更直接地影响王弼此说的，当推庄子的“得意忘言”论。
《庄子·天道篇》曰：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庄子认为，“意”不可言传，故世间一切书籍正同“形色名声”一样皆为虚妄而不足贵。于是下文又叙及“轮扁论书”的寓言，直斥凡传世之书皆“古人之糟魄”。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其《外物篇》更进一步指出：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筌为捕鱼竹网，蹄为捕兔器具。庄子取此为喻，指明语言是表“意”的工具，既得其“意”，则其“言”无妨忘却。再对照王弼的“得意忘象”说，不难看出是全然脱胎于《庄子》的“得意忘言”；甚至援引的“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之喻，也直接采用《庄子·外物篇》之说。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当然，王弼的“得意忘象”与庄子的“得意忘言”又有本质的区别：
其一，王弼之说是从易学角度揭示治《易》的方法，故其所谓之“意”，乃专指《周易》的象征意义；而庄子之论则是继承发挥老子“绝圣弃智”的虚无思想，其所谓“得意”者，乃指悟得“有生于无”的道家玄理。
其二，王弼的“象”，指《周易》的卦象、爻象，他虽主张“忘象”却未曾否定“象”的具体存在和前提作用；庄子的“言”，则泛指外在的语言形式，属于被否定的整个客观世界之一例。括而言之，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富有理性韵味的反映着清新深邃的思维活力的易学方法论；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万物否定论的从属概念，与其“坐忘”、“心斋”之说正相应合。因此，王弼此说虽与庄子论调有直接的沿承关系，但两者却不可混同等视，更不可简单地认为王弼是毫无抉择地机械地援引老庄玄学以入《易》。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王弼易学的思辨性，在他的治《易》方法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说中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同时也常常体现于他阐解《周易》经传的诸多论说之中，这在本书前两章的证例中已颇有涉及。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重视的是，王弼易学的思辨性，正是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气的典型反映，换言之——生当玄风盛行之际，王弼的玄学造诣，无疑直接检验了他雄视一代的思辨能力。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三国志·魏书》注引何劭《王弼传》称其论道“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谓其谈玄“自然有所拔得”，尤胜其时之名流何晏，又记载“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思辨性3
这些，都侧面展示出王弼思辨水平之高，实是居于时代的前列。因此，从王弼易学的思辨色彩中，我们又一番俨然感受到一千七百多年前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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