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行为论2

至于荀融所质难的王弼《大衍义》原文，似已亡佚，唯韩康伯《系辞注》中有引王弼一段解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义云：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行为论2

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大衍之数”，指《周易》用以占卦揲算的蓍策之数，总数五十，所用四十九，虚一不用。

王弼以为其中不用的一策正是“太极”的象征，代表万物“无为”之本；恰恰这种“不用”的无为之理，决定了无所不用之道。于是，不用之用，又深刻印证了王弼易学中处处强调的“得一”、“守一”、“用一”的无为思想。

王弼易学的行为论中所反映的“无为”宗旨，往往在他解说诸卦时作出具体的阐发。

如解说《蒙》卦的卦辞“利贞”时，他指出：

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夫明莫若圣，昧莫若蒙，蒙以养正，乃圣功也。然则养正以明，失其道矣。

《蒙》卦大旨，是揭示事物于幼稚之时，如何启蒙发智的道理。而圣人之智，实于纯正无邪的境界中涵养而成，适如《孟子》所云“善养吾浩然之气，不失其赤子之心”。故王弼谓“蒙之所利，在利正”、“蒙以养正，乃圣功”，亦即指明君子当以恬淡无为的心境修养其纯正之智，这才是“入圣”之功。

这一点，与他论述《明夷》卦《大象传》“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之义相一致：

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故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显明于外，巧所辟也。

《明夷》卦命名“明夷”，意为“光明殒伤”（夷者，伤也），其象征主旨在于表明“天下”昏暗之时，“君子”晦明不用，“艰贞”守志。

《大象传》则从君子“莅众”的角度，引申出“晦明”施治，其明益显的普遍意义。这一意义，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至相契合，王弼所论“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显明于外，巧所辟也”，正是道出其旨。

《老子》十八章“慧知出，有大伪”，王弼注曰：“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者形见，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则大伪生也。”

四十九章“圣人皆孩之”，王弼注亦谓圣人“冕旒充目”、“衽纩塞耳”，不须聪明、不用智慧以治百姓之理，并曰：“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无避无应，则莫不用其情矣。”

这些论说，与他注《易》的思想可以互为发明，故孔颖达《周易注疏》于《明夷》卦径引王弼解《老》之语为说：“冕旒垂目，衽纩塞耳，无为清静，民化不欺。若运其聪明，显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纲，奸诈愈生。岂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故曰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也。”

就“无为”这一行为状态言之，其表现形式往往离不开“清静”情操。《周易》中的《艮》卦，即言自然静止、摒弃邪欲之理。王弼对《艮》卦的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分析道：

凡物对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各止而不相与，何得无咎？唯不相见乃可也。施止于背，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背者，无见之物也。

无见则自然静止，静止而无见，则不获其身矣。相背者，虽近而不相见，故“行其庭，不见其人”也。夫施止不于无见，令物自然而止，而强止之，则奸邪并兴。近而不相得，则凶。其得无咎，“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故也。

静与躁，又是相对而并存的行为概念，唯静可以制躁，唯不躁则可端正行为而守恒勿失。于是王弼在《恒》卦上六爻辞“振恒，凶”注曰：

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

上六居上卦震动之极，恒道穷尽而躁心频生，爻辞遂有“凶”象。王弼之注，乃指明“静”为其本，弃本趋末，凶所由生也。

这一宗旨，使我们想起他注《老子》十六章“归根曰静”数语曰：“归根则静，故曰静；静则复命，故曰复命也。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以及注二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两句曰：“凡物，轻不能载重，小不能镇大。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是以重必为轻根，静必为躁君。”

两相比较，在清静与动躁问题上，王弼以《老》、《易》相互沟通是至为明显的，而他由此而阐发出的清静无为的行为论也更具哲学思辨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