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在参考了春秋时期主要邦国设立“中军”与君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后，我们回到鲁国的具体情况上来重新考虑一下。
早在鲁国初次决定设立中军（襄十一、前562）的时候，叔孙豹就曾经向当时的司马季孙宿发出过警告：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左传.襄公十一年）
季孙作三军的动机，除了前文曾经详述过的要点之外，必然将要触发“中军”本身存在的普遍性意义，也即其通常是作为君主直接控制的“公行”所在。换句话说，鲁国如果要设立中军，那么按照周礼的要求，必然需要使得中军成为公室亲族直接控制的部队，此与“三桓”试图长期掌控鲁国政坛的基本目标必然是会产生冲突的。
如果陆续后起的近支公族入卿并最终得以执掌中军，那么公族加上公行控制的中军必将清楚“桓族”尤其是“季、孟集团”的影响；如果季、孟一派强行阻止此局面的出现，那么必将导致“桓族”与公室的最终决裂。届时即便季、孟强于公室，一旦晋、齐等主要大国基于维护君权的普世性原则介入鲁国内政，则局面恐绝非“三桓”可以应对得了。
叔孙豹做出此判断比“昭公之难”最终爆发提早了四十五年之久，而这四十五年恰恰就是“成族”、“襄族”和“昭族”等新兴近支公族不断积累、壮大的阶段。当然这期间的季孙宿（武子）、季孙纥（悼子）以及季孙意如（平子）三代季氏家主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避免或者释放掉这种矛盾的积累。首先就是在设立中军的时候即从问题的根源入手，先解决掉“公室”或者“公行”这个根本性问题。而这就借鉴到了赵盾在改革晋公室直辖武装力量（晋灵十四、鲁宣二、前607）时采取的策略：
……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亦为馀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馀子、公行。赵盾请以括为公族……公许之。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左传.宣公二年）
此为赵盾、赵穿等一手操作了弑君事件后，为了避免晋公室秋后算账进行报复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即以诸卿子弟充作公族、公行，也即国君在亲自指挥中军时候的直辖武装力量。
这在当时确实算是一种创举，因为此模式从至少形式上暂时解决了公族与各个执政卿族之间的竞争关系。无论国君和执政者如何变化，组成公族、公行的也始终是同一个群体而不会骤然发生系统性变化。
相比之下，楚国在国君通过近支公族指挥中军时与由远支公族独立指挥中军的时候其“王卒”的构成始终是完全不同的，这就造成了楚王和执政的令尹、司马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结构性对立之中。譬如在“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前632）中：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可见当“若敖氏”之三卿成得臣、斗宜申和斗勃完全掌控楚国军政大权时，代替王卒指挥中军的基干力量就是“若敖六卒”。但是到了楚近支公族“穆族”完全掌权的“邲之役”（宣十二、前597），统帅中军的就是王卒精锐部队了：
……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左传.宣公十二年）
所谓“二广”之卒共三十乘，虽然规模远逊于根深蒂固的若敖氏，但都是楚庄王能够直接控制的贴身精锐。
到了“鄢陵之战”（成十六、前575）时，楚中军王卒的规模又经过二十二年的积累就有了相当的成长：
……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左传.成公十六年）
可见成王、共王之世，楚国以暴力手段改变了若敖氏指挥中军的局面，而建立起相当于晋之公族、公行的王卒充当中军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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