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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道是（不二的）没有对待的，如果有对待就不是道了。有这个与那个的分别，就有对待了。能够感知这个世间的那个所谓的“心”与主宰世界的那个“道”，难道有还能分出彼此吗？“心”外如果还有个“道”，就不是“心”了。“道”外面还有个“心”，就不是“道”了。古代的学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人不值得帮助。（在他们眼里）整个天下都与自己是一体的，（看不见有他人）更看不见有他人能够帮助。
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来一往一起一居，没有不是人主宰的。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是为了名扬四海；远离可疑的人和事，严格做好细微的事情，并不是为了远离诽谤；精简赋税消减酷刑，并不是为了百姓称赞；做长远规划和打算，并不是为了去除隐患。（做一些本该如此的事情，）不是为了人为目标去做事情，当然也就不会因为缺少人为目标而中止做事。有外在目标去工作的话，没有外在目标就会中止。有外在戒条而不敢做的话，没有（外在）戒条就为所欲为。做也好，不做也好，都是看外在的条件，而不是主观能动的。因此，我做好事就没有内生力。没有内生力的水，早晨是满的，到了晚上可能就干涸了；没有内生力的善，早上很积极，到了晚上可能就懈怠了。这又怎么可以依凭呢？
管仲劝谏齐桓公拒绝郑国太子华谋杀郑国贤臣时，说：“会合诸侯，是为了尊崇德行。会合而让奸邪之人列于国君，怎么能向后代交代？诸侯的会见，他们的德行、刑罚、礼仪、道义，没有一个国家不加以记载。如果记载了让邪恶的人居于君位，君王的盟约就要废弃了。事情做了而不能见于记载，这就不符合美好的道德。”在这里，管仲不能用道引导齐桓公，让齐桓公明辨是非不做坏事，反而用历史名声来要胁齐桓公。
唉，如果做好事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假设从古以来没有史官，诸侯各国也没有历史，那么就可以任性放纵，不再做好事了吗？不引导齐桓心用良心来制裁万物，反而用外物来操控齐桓公的心，这是以外物制内心，也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幸亏齐桓公喜欢好名声，改变了原来贪图利益的作法，听从了管仲的劝谏。如果齐桓公坚持要利益不要名声，那么管仲的劝谏就无效了！如果真的那样，古圣先贤规定左右设立史官记言记行，也是以外物制内心吗？不是的，圣人的心，无所不包，万物皆备，没有什么事物在心外的。历史，就是心的历史；记录，就是心的记录。推而广之，那些在盘盂上的铭文、案杖上的戒条，没有一样在心的外面。唉呀，这难道是管仲能够懂得的吗？
《东莱博议·齐桓公辞郑太子华》
道无待而，有待非道也。夫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心之与道，岂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古之学者为己，非以人不足为也。通天下无非已，不见有人之可为也。
动静语黙，出入起居，未有由乎人者。饬躬厉行，非以扬名也；别嫌明微，非以避谤也；简赋省刑，非以求名也；深谋远虑，非以防患也。本无待而作，亦岂有待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无慕，则止也；有所畏而止者，外无畏，则作也。曰作、曰止，皆待于外而不出于我，则吾之为善既无本矣。无本之水，朝满夕除；无本之善，朝锐夕堕！是乌可恃耶？管仲谏桓公之受子华曰：“诸侯之会，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不为恶，反持简册之毁誉以制之。
噫！为善果待于外，使自古无史官，诸侯无史籍，将放意而不复为善耶？不导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制内也。幸而桓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仅从管仲之谏；若桓公好利之心胜，则仲之说穷矣！信如是，则圣人立左右以记言动者，亦岂以外制内耶？非然也。圣人之心，万物皆备，不见其为外也。史，心史也；记，心记也。推而至于盘盂之铭、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呜呼！此岂管仲所知哉？
【附评】
唐荆川曰：庄子《逍遥游》曰：“此犹有待者也。”《齐物论》曰'吾有待而然者也。’此篇以待字立说，实从此脱化。徐杨贡曰：笔刀峭劲。春秋左史，记事之书，东莱先生说理至精细处，直传圣人心法，可谓说经之宗。孙执升曰：曰通天下无非己，不见有人之可为，曰圣人之心万物皆备，是论学绝顶语。曰此岂管仲所知开？先生盖为后学说，非为管仲说也，文特纯粹简静。朱字绿曰：管仲之言，未为大非，看出不能格君心，而制以简册之毁誉，便见圣人万物皆备。史记、盘孟、几杖，皆属心物的意思，又有通天下人无非己的意思，诸篇以奇怪见长。此独精纯，然奇怪之气，亦未尝减。 张明德曰：文特精纯，诸评已悉，我无以易之。
附：《齐桓公辞郑太子华》
鲁僖公七年，秋，盟于宁母，谋郑故也。郑使太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君若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齐侯将许之，管仲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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