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情商

女人当如杨绛，她和钱钟书的相濡以沫，风雨相伴了六十多年，两人可谓琴瑟和鸣，情比金坚。杨绛不仅是个才华横溢的女子，她的情商亦是非常高，不论是夫妻相处之道，还是在抗战时期，在文革期间，杨绛在一件又一件小事上表现出的生活乐趣和情商，让人不禁深深地佩服这位平凡中的却又不平凡的女子。读过《杨绛传》，一个乐观、坚韧、亲善、有才，情商高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跃然纸上。

就拿女人都会经历的生孩子时刻吧，“大夫为她用了药，让她安然“死”去，等她醒来……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痛，动都不能动。生产时，护士眼看她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她很好奇地问杨绛：“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杨绛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护士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由此可见，杨绛这位女子的独特性。

杨绛的情商也在于和丈夫钱钟书一起，建立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乐趣，和丈夫一起学烧菜，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她把它们当成了乐趣和“探险”，“她买了一瓶雪利酒，权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这次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看到钱钟书吃得挺快活的，杨绛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呢！”所以，在杨绛看来，“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这样一个随时具有生活乐趣且从来不抱怨的妻子，又怎能不让钱钟书疼爱呢。

杨绛的“贤”也表现在她生活的能干上，她的情商又表现在她对丈夫的“包揽”上。钟书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钟书把台灯砸了，她说：“不要紧，我会修。”钟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 ，杨绛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就是如此，她从不指责，换作是别的妻子，没准也是唠叨加指责，不依不饶了。

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当钟书对她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她让丈夫减少授课的时间，生活上很节俭，还可以更省俭，连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杨绛也不另觅女佣，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完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因为杨绛就是一个从来不会抱怨的贤妻，所以钟书敬她爱她，依赖她。相对于现代的夫妻，男人有事业的或女强人在外打拼的，动不动就为家庭琐事大为肝火，到最后谁也不让谁，让家庭走向危机。

在文革期间，杨绛和丈夫也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遭遇了风波。当有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钟书轻蔑领导的著作，杨绛决不软弱，大声抵抗：“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她的大无畏，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这样的外柔内刚的性格早在抗战时期，她面对日本兵的不卑不亢。有次日本兵上车检查，全体乘客都要起立，杨绛在车上站得比别人晚了一些，日本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一抬，杨绛顿时大怒，咬牙切齿地大声道：“岂有此理！”试问这样的胆魄有几位女子能够做到？这也正表现了杨绛的情商和傲然风骨，面对强敌，绝不示弱，这背后是作为中国人的骨气，对红卫兵则是出于对丈夫的真挚、深厚的爱。

杨绛的情商还表现在她的乐观上，在文革那样的艰苦岁月中，她不仅与丈夫相濡以沫地扶持，在清苦生活上更是坚毅，且不忘自己的翻译和文学事业的追求，她翻译了《唐吉诃德》，写出了《干校六记》，长篇《洗澡》，从来不是一个对艰苦生活哀哀凄凄和抱怨屈从的怨妇。当她被剃了“阴阳头”时，出门没有帽子，也不能包头巾，钟书急得直说：“怎么办？”杨绛安慰他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她用女儿前几年剪下的两条大辫子，做了一顶假发……这就是杨绛，达观，任何情况下都能乐观地应对自如。

当丈夫和女儿先后都离她而去时，杨绛在悲痛之余坚强度日，并带着对他们的挚爱完成了《我们仨》，让人感叹这位世纪老人的才气、情商和内心满满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