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生活，是很好玩的

苏北，有个盛产咸鸭蛋的水乡， 叫高邮。

1920年3月5日，春风和煦，河边的大风车在欢快地转动着。

当地一个颇有声望、家境殷实的“儒商”家庭中，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年仅三岁，母亲便因肺病离世。

年幼失母，本是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

好在，他有一个十分疼爱他的父亲。

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个文武兼备、多才多艺的人。

他是运动员；会武术、会骑马、会游泳；

会吹唢呐，弹琵琶、拉胡琴，熟悉各种乐器；

爱好画画、刻图章、喜藏石。

汪曾祺的父亲还爱好手工，是个手很巧的人。

元宵节，为儿女用珍贵的材料做精美的荷花灯；

清明前后，他亲自糊蜈蚣风筝，带几个孩子在麦田里放风筝；

夏天，给孩子做养金铃子的盒子；

秋天，在西瓜皮上镂刻做西瓜灯。

汪曾祺的父亲聪明、随和，喜欢孩子，爱带孩子玩。

为了让孩子们高兴，他从不怕费事。

有这样一个充满兴致的父亲，汪曾祺度过了一个美好而又快乐的童年。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汪曾祺母亲走后，父亲亲自照顾他。

他少年时投考南菁中学时，和父亲一起夜宿市庄的客栈。

晚上有很多臭虫，父亲就用蜡烛油滴在臭虫身上。

汪曾祺美美睡一觉醒来后，看到席子上有很多油点子。

而父亲一夜未睡。

汪曾祺读书时擅长写作文，而数学不行。

他的父亲就拿他的作文给人看，并不因为数学不好批评他。

汪曾祺画画时，虽是瞎画，父亲也不指指点点。

练字时，只会给他一些建议。

他初中爱好唱戏，在家里唱青衣，父亲就旁拉胡琴相伴。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写情书，父亲还帮忙出主意。

俩人一起抽烟喝酒，多年父子成了兄弟。

这种父子间的相处方式是非常舒服、同时也很有爱的。

一个人成长的某个阶段，父亲的角色对孩子的成长以及以后的人生影响至深。

父亲给汪曾祺的不仅是爱，更多的是教会了他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

这让他在以后人生中灰暗的日子里，仍能拥有广泛的兴致、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一颗赤子之心。

小时候，汪曾祺的脖子生了一个恶疮，他的父亲便带他找朋友张冶青治疗。

张先生用手术刀豁开伤口，挤出脓血，并拿绷带蘸药塞进伤口处理。

没有麻药，他的父亲就往汪曾祺嘴里塞蜜枣。

张先生直夸小汪曾祺做手术也不喊叫吵闹。

在《旧病杂忆》中，汪曾祺写道：

“以后，我这一辈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时，我很少哼哼。

难免要哼，但不是死去活来，弄得别人手足无措，惶惶不安。”

这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汪曾祺平和旷达可见一斑。

他的一生历经无数的苦难和挫折，以及不公正待遇，

但他却极少愤怒抱怨，而是平静地看待周围的一切，

用乐观诗意的笔触书写自己的传奇人生。

1939年，日军占领南京、上海，内陆陆路交通中断。

为了读书，汪曾祺几经周折，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还曾在越南染上疟疾。

同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在联大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

只见联大师生携书籍或贵重物品，顺着一条古驿道往昆明市郊走去。

当中也有谈恋爱的青年学生，成双成对地走着。

到了一片舒适的马尾松林处停下，旁边还有卖各种各样零食的。

五味俱全，什么都有。烧麦芽糖的、炒松子的，好不热闹。

这是郊游么？

非也，而是跑警报。什么是跑警报呢？

1939~1940年间，战事紧张，昆明也三天两头有日军轰炸的警报。

学生、市民听到警报就放下功课或活计，往郊区的开阔的地方躲避。

西南联大期间（左起：李荣、汪曾祺、朱德熙）

战争扰得民不聊生、学生不能安心读书，这是多么惨痛苦难的岁月。

汪曾祺却以一种“儒道互补”的不在乎精神，将其讲述得悠闲从容，

苦难在其笔下不过一场旅行！

1944年汪曾祺于西南联大毕业，其实只能算作肄业，

因为体育英语科目不及格未能拿到文凭。

几年间他辗转于昆明和上海，靠教书维持生计。

在昆明教书期间，结识妻子施松卿，后随妻子一同在北京工作。

1948年冬与妻子施松卿

1950到1958年，汪曾祺先后任《北京市文联文学刊物》和《民间文学》编辑。

工作时，汪曾祺审稿非常认真，有时能从别人废弃的稿件中找到有价值的文章刊登出来。

在《民间文学》做编辑的两三年，是汪曾祺事业的顶峰时期。

不仅领得工资高，而且职位相当于执行主编，但这也为他后来被戴上“右派”帽子埋下了祸根。

由于权力大，加上爱较真，不做搞关系之事，自然得罪了一些人。

1958年夏，因为一些莫须有的文学罪名，“右派”的攻击就降临到了汪老头上。

在批斗会上，汪曾祺认真聆听记录批判的同志揪出的罪名。

听到对《早春》中一句诗“远树的绿色的呼吸”，的批判，

他不禁愕然。

看来批斗的同志也也是生拉硬拽地强找说辞，管他什么罪名和处分，都只盼这批斗会早早结束。

自己作为一个“罪人”，竟觉得批判他的人也是可怜，就没有了怨恨，甚至同情起来了。

“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不是我看不穿，而是我已入剧情。

最终只是定为“一般右派”，被撤职下放到劳改农场。

从1958到1961年，这四个年头，汪曾祺被分配到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劳动改造，无非是去干一些农活、体力活。

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右）

这个时期，汪曾祺已将近40岁，对于一个体育都不及格的文弱书生来说，的确是一个煎熬。

在农村，赶车、锄地、扛麻袋、起猪圈、刨冻粪等这些重体力活，他都咬牙挺过去了。

其中最重的活叫“跳”，也是年轻有力的壮汉干的活。

粮食入囤时，没有传送机械，就需要人力扛着不扎口的麻袋，

从一个斜架于地面和粮囤之间的木板上一步一步从低到高走上去，把粮食倒入囤中。

汪曾祺就这样扛着170斤的小麦上“跳”，回家探望时，还很兴奋地汇报他学会的农活。

几年的劳改时期，是汪曾祺人生最艰苦的一段时光。

然而在他笔下，从未用批判愤怒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所遭遇的种种磨难，

反而这些生活还很有诗意。

对于苦难，他总是一笔带过。

在《食豆》中关于绿豆，这样写道：“绿豆在粮食中是最重的。

一麻袋绿豆二百七十斤，非壮劳力扛不起。”

这个经验就来源于劳改时扛麻袋上“跳”了。

全文只此一句轻描淡写，更多的则是有关绿豆的食物及吃法！

后来的活相对固定在果园了，也轻松了一点。

在果园侍弄果树，一切草木在他眼中都充满了生命的色彩，由此生出了许多浪漫的感触。

一篇《葡萄月令》详细记载了一年十二个月葡萄园的春夏秋冬和他对岁月的款款深情。

“葡萄园水气泱泱，沁人心肺。”

“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完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

“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

欢快幽默的描述，倒像是主动隐退于自然中寻找快乐的人，哪里像劳改的囚徒！

在冬日的晴天，他和同伴高兴地为果树涂白。

张家口收萝卜，爽快地边收边吃脆甜多汁的萝卜。

在贫瘠的西山种树，也能从摘酸枣、烧蝈蝈充饥中找到快乐！

用DDT喷杀害虫粉蝶时，也不忘了为粉蝶绚丽的色彩感到惊喜。

整个夏天在为果树喷波尔多液，所有的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还说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天空蓝。

琐碎单调的农活，他却能干得有滋有味。

汪老还有丰富的业余生活：农闲时演戏、帮演员化妆、画画、办画展。

关于“右派”这段时光，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在沙岭当“右派”期间，回北京探望家人时，汪曾祺用木盒往家里带点吃的。

一个装食物的小木盒，都成了艺术品。

不仅做工细致，还在盖子上精细地描着五朵活灵活现神色各异的菊花。

一种脱尽浮华之美油然而生，让人忘却了现实的苦楚。

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难的不是外界环境的煎熬，

而是时刻保持一颗乐观、平和，热爱生活的心。

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

1960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但还继续为所里做些杂活，心情当然更轻松了。

农科所在沽源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这里集中了上百种马铃薯品种。

为了整理研究数据，站里需要画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 ，

这个差事就落到了汪曾祺身上。

1961年8月，汪曾祺从张家口来到沽源。

沽源位于内蒙古高原，属于高寒地区，冬天非常冷，积雪可与城墙齐高。

这是一个绝塞孤城。据说在清代，官员犯了事，就会发配到沽源，真正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

初到沽源，汪曾祺在城内溜达熟悉环境。

竟无意在墙角发现了几从波斯菊，淡雅地开着浅紫色的花！

在四季如春，土肥雨足的昆明见到这种花不足以为奇。

但在这少雨多风的塞外孤城存活、绽放，竟显得愈加娇艳、夺目!

植物强劲的生命力带给汪曾祺莫大的感动与鼓励，他不禁感慨到：“谢谢你，波斯菊！”

不管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植物都会努力地汲取养分，适应环境，最终开出花朵、结出硕果！

一株卑微的植物尚且如此，人的生命力与承受力也该更旺盛！

在沽源，汪曾祺的生活倒是轻松畅快了许多。

因为没有人管了，不开会、不学习，自由自在，每日工作也无定量。

趟着露水到地里，掐一把花和叶子，回到办公室，插在玻璃瓶中，照着画。

画完花和叶子就是薯块，画完就把薯块烤熟，吃掉。

这对于汪曾祺可是美差，管他环境多么苍凉，世道多么险恶，谁能有我吃的马铃薯种类多？

这苦寒的沽源，简直比艺术写生还要惬意快活！

摘帽之后，汪曾祺到了北京京剧团当专职编剧，

期间创作了2个短篇小说和3个京剧剧本。

京剧本来是他熟悉的领域，本以为就可以这样安心地搞他的艺术创作，

然而却又一次不幸地卷入一场政治漩涡。

1963年~1964年，汪曾祺听从江青指派的参与改编京剧《沙家浜》和《红岩》，这时文化大革命轰隆隆地来了！

“文革”期间身着军装，在“样板团”

因为剧本《小倩》和《雪花飘》几句词“不合时宜”，还有“右派前科”，汪曾祺被打为“走资派”！

抄家、批斗、罚跪、进“牛棚”，劳动、学习，样样都少不了。

汪曾祺这回劳动主要是劈柴、抬煤，这倒是比当“右派”时轻松了，就是活太脏！

衣服里里外外都是黑煤渣子。

汪老在干活时，他的儿女们去看他。

他正掮着扁担准备担煤，见到了儿女们，也不尴尬难堪。

平心静气地让他们去看批斗他的大字报：“老右派，新表演”。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江青要看他的戏《山城旭日》，要求他参加。

就这样早上还在劳动，晚上就陪领导看起戏来，连脏衣服都来不及换，稀里糊涂地就给“解放了！”

后来除了些新剧本，就是没玩没了地改《沙家浜》，抓紧将“革命样板戏”定稿。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修改剧本有功，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

除了领导、党政干部，工农兵代表，文人中只有汪老一人上了城墙，这自然就不一样了。

这件事报道出来以后，还给当时在山西插队的儿子汪郎带来了些便利。

然而，“四人帮”垮台以后，别人都在挨批时，汪曾祺却上了天安门，这次疑似投靠江青的露脸又遭审查了多回！

文化大革命是对文人自信与尊严的严重践踏。

“样板戏”编改阶段，不实际的“主题先行”和“三突出”创作理论，让汪曾祺深受其苦。

被领导“控制使用”以及和于会泳共事的不愉快，使汪曾祺感到很难容忍。

曾钟爱的文学创作成了让他感到痛苦的一件事！

但只要是工作以外，汪老才不管什么狗屁理论，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于会泳曾胡乱指责汪曾祺创作中的问题，这让认真自信的汪老不堪其误解，还曾与他当面辩解顶撞过。

尽管这样，汪曾祺对于于会泳在音乐上的才华还是持以肯定和赞扬，可见汪老器量非常人一般。

在改编《草原烽火》时，汪曾祺的精神上受到了不少折磨。

为了深入了解体验生活，汪曾祺同杨毓民等一行三四人到呼伦贝尔草原和林区。

酣畅地喝酒吃羊肉，让汪曾祺的生活多了一点调剂。

6月的草原，草木丰茂，绿草地上开满了黄色的金莲花。

汪曾祺非常兴奋，便做打油诗一首：“草原的花真好看，好像韭菜炒鸡蛋。”

汪老的幽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976年，十年文革终于结束，“四人帮”倒台。

汪曾祺心情终于畅快了，因为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他还写诗词标语揭露“四人帮”罪行。

他以为自己只是个不懂政治、不参与政治的文人，一个受害者，

然而因为与江青等人往来频繁，竟成为怀疑对象！

1977年4月，汪曾祺又被贴上大字报，接受审查，要其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

这时汪老就气愤不过了，曾经是跟着千千万万人倒霉，

而如今大家都已翻身解放，而自己还要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以与旧派撇清关系！

审查时间拖得很长，汪老心里难免有怨气，经常借酒消愁，脾气也不太好。

但整体环境已经好了很多，因此也都是小闹。

在这两年，汪老则用诗文画画来抒发郁结。

他会画一些怪里怪气的画，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并题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在文章中则这样写道：

“螃蟹为什么要横着走呢？

螃蟹的样子很凶恶，很奇怪，也很滑稽。

凶恶和滑稽往往近似。”

可以看出这些不公正遭遇对汪老还是影响很深的。

画画、文字成了他的好伙伴，总能为他带来心灵的慰藉。

在与好友朱德熙的书信中他没有抱怨自己的处境。

说的尽是自己发明的新菜塞肉回锅油条，做的油淋鸡。

闲着厨艺倒是见长，还请朋友有空一起喝酒！

可爱的老头儿汪曾祺！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让人无可奈何。

然而无论如何，心中的不满与怨恨还是要学会自己化解。

拥有广泛的兴致，不仅能抒发心中郁结，还能让人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

更重要的是，生活本身是很有趣的。

直到1979年给全国右派分子平反时，汪老才真正摆脱了右派影子。

右派枷锁伴随了汪老二十年！但汪老的状态却是乐观坦然的。

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他只答：“随遇而安”。

作家丁玲对于自己在北大荒劳动的右派生活总结为逆来顺受，这就有点苦涩。

汪老在《随遇而安》中写道：

“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1980年，60岁的汪曾祺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同年，汪曾祺几部重要的作品， 《异秉》《黄油烙饼》《受戒》先后完成创作。

尤其是《受戒》，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新的血液。

这一年，还有《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10多篇短篇小说问世。

汪曾祺作品返璞归真、朴实无华，散文化的小说形式创造了一种美好恬淡的意境。

文风相比早年作品，如《复仇》《落魄》等变得更加平和，多了温和与恻隐之心，少了嘲讽与鞭挞。

三十年世道沧桑，在他作品里了无痕迹。

他在大多数文章中甚少抨击什么、控诉什么，而是单纯的还原人本性的美好与情感的温暖。

汪曾祺的一生十分坎坷，但他却更喜欢坦然地面对生活，淡化苦难，美化生活。

即使自己受到了众多不公正待遇，还要给世人一个简单温暖美好的世界。

1987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时在party上唱戏

他向往陶渊明笔下“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淳朴自然，

推崇《子路曾皙冉有公孙华侍坐》的美好生活态度，

以及庄周式的自由不拘束人格。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老师沈从文除了肯定他的文学才华和成就，还说：“更可爱的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拉罗什福科在《道德箴言录》中说，“只有坚强有力的人才能有一种真正的温柔。”

汪曾祺是坚强有力的，他可以对抗生活的种种苦难，化艰辛于志趣。

他的温柔是，“已识乾坤大，尤怜草木青”，宠辱不惊地笑看人生风雨。

汪老一生不求显贵、淡泊随性，待人温厚宽和，从不苛责刻薄于人。

“人生行乐耳，需富贵何时？”他只想平静地享受生活中一切的美好的事物。

被孙女打扮成怪模样

汪老常说人的口味要杂一点，对生活的兴趣要广泛一些。

写字，画画，做菜，成了汪老自得其乐的方式。

多少次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最终才发现生活的真谛不过是一蔬一饭的悠然自得、一草一木的闲情逸致、一诗一画的怡然自乐。

人真的要有点“哄自己玩”精神，学会苦中作乐，才会发现生活是真的好玩。

汪老喜欢做菜，爱逛菜市场。

与他而言，买菜、做菜也是种轻量运动，更是生活的调剂。

这种物外之趣，难得的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享受，才是汪老的追求。

每天早晨为孙女做拿手的汤面也是他的乐事。

他曾亲自做菜招待过美籍华人作者聂华苓和他的丈夫，一大碗煮干丝引起了她的故国乡情。

华苓吃的很尽兴，端起碗将汤都喝尽了。

汪老与作家聂华苓和他的丈夫

台湾女作家陈怡真曾指明要汪老给他做一次饭，这对于汪老可不是难事。

于是汪老用了时令最鲜嫩的小萝卜烧菜，还有炒干巴菌。

味道自然不必说，没吃完的还打包带走了！

汪老做菜招待客人

汪老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不仅爱做菜，还爱品尝天南海北的小吃。

故乡的咸鸭蛋、野菜、咸菜茨菇汤、野鸭、斑鸠、蒌蒿、枸杞、萝卜、干丝，

还有昆明的火腿、汽锅鸡、牛肉、蒸菜、过桥米线，

北京的豆汁儿，新疆的手抓羊肉，

以及栗子、豆腐、牛肉、苦瓜、咸菜、臭豆腐，

没有他不吃的，他说一年到头只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

除了吃食，汪老还有一颗善于发现美的心。

北京玉渊潭拾枸杞、甘于淡泊老夫妻、挖野菜的老干部，真善美的养蜂人；善良单纯的保姆、朴实真诚的农业工人；

多情的木香花、角落的秋海棠、热烈的茶花、少年记忆中的腊梅、以及虫鱼鸟兽；

一切都是那么恬淡，远离尘世的浮躁。

汪老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之乐的人。

在他的眼中，哪怕境遇再不堪，生活还是值得玩味的。

他喜欢踢毽子，喜欢看老胡同遛鸟的北京人，笔下的大妈们也都活得有滋有味。

街头捏糖人的、剃头的、卖馄炖的、开药铺的，

茶馆里唱曲的、抽烟的、侃大山的，无不有一种朴素而真实的人性美。

1990年汪曾祺（中）与青年朋友们

难怪有人说知道他的人不多，但知道的都很喜欢他。

王小波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我觉得这句话说汪老也正合适。

高邮湖上老鸳鸯

1997年5月16日，天空洁净清澈，一切都是那么地安静祥和。

汪老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洒脱从容地踱过生死之界，没有一丝痛苦。

“死”，对汪老来说，从来不是个忌讳，他不惧死亡。

只因他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精彩而快乐的！

据资深“汪迷”作家苏北回忆，汪曾祺去世时，

他的家人为前来送行的人发了一份汪老的手稿复印件。

稿子的题目就是《活着真好呀！》

汪老是真的热爱生活，于岁月有情！

著名主持人孟非曾著书《随遇而安》回顾自己四十年在不同社会角色上，个人命运的波澜与生活的坎坷。

他写道：“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乔布斯给妻子的诀别信中写道：“good time,

hard time but never bad time.”

我们有美好的时光、艰难的时光，但永远没有糟糕的生活。

随遇而安，乐观地面对人生起伏，每个人的裂痕最终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多年后，再回顾起来，早已没有了心酸与艰辛，也许只剩一句：随遇而安。

汪老用一生都在用心感受人生的美妙与生活的美好。

记得，生活是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