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因其字里行间不时地透露出男人、女人不可遏制的欲火，被人称之为“黄段子”。
《十日谈》创作于1348年一场可怕的鼠疫平息之后。作品也是以佛罗伦萨遭受了鼠疫的袭击开始的。“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而这只能加速繁华的佛罗伦萨的毁灭。到后来，该城由于居民相继死亡，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这场瘟疫使得讲故事的七位小姐和三个青年小伙子在庄严却又冷清的圣玛利亚·诺凡拉教堂里会合，他们一同逃离佛罗伦萨，躲避到了乡间。为了消遣，他们每人每天都要讲一个故事，因而也就有了《十日谈》那一百篇故事。
讲故事的十位男女，是以瘟疫的见证人身份出现的。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人生的不幸就像瘟疫一般凶残。有些故事是以喜剧开场和结束的，但不幸仍是其中徘徊的幽灵。薄伽丘似乎是想告诉人们：人不应该作茧自缚，唯有顺从天性，顺从纯真的爱情才能冲破魔圈的约束。
在薄伽丘看来，人的不幸就在于人扭曲了自身，而人的天性是能够给生活带来乐趣或幸福的，他写道：
“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出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
这是作者的思想，也是作者的潜意识，所以表现作品里的情爱多半为肉体的享受，这也就构成了这部巨著“淫秽”的面貌，但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意大利腐败的社会风气。
在当时的意大利，当政者从不掩饰他们的野心和残暴，因此，薄伽丘对此进行了攻击，尤其是对教会和修道院纯洁性的攻击似乎是达到了残酷得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过在当时，修道院破坏清规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修士修女们乱搞男女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15世纪30年代，一桩被过分渲染的有关蒙提西利修道院的法兰西斯派修士和克拉拉派女修士的丑闻引起教皇的关注，他下令把住院人员都搬迁到别处去。对一些胆大妄为的佛罗伦萨青年来说，修道院的墙垣所带来的挑战是那样迷人，实在难以抗拒，而刑事法庭的档案中也充满了这类犯罪事例的详情。在某个时候，“小白脸”被看做是每个贵族家庭不可缺少的人物，对于一两个额外的情人，人们并不生气。
这些社会现实的存在，也是《十日谈》中大量的“不道德”成分渗入的重要原因。色情作品在当时是颇为盛行的。15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性文学作家布拉西奥林尼曾当过多年的教皇秘书，而他专门写的性爱《笑话集》不仅是主教和红衣主教极喜欢的作品，就连教皇本人也爱不释手。相对于当时的文学背景，《十日谈》远远不是在色情描写方面特别出众的作品。它不仅不能算作是一部淫秽的故事集，而且正是它提高了当时通俗文学的身价，因为它再现了一个时代，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庞杂的社会画卷。
《十日谈》问世后，出现了大量模仿它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英国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瓦洛亚女士的《七日谈》。《七日谈》发展了《十日谈》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它的故事全部是关于性欲和爱情的。这部作品发挥了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手法，更注重于表现爱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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