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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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译：

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的称霸事迹，您能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道：“仲尼的门生，没有谈论齐桓王、晋文公称霸事迹的，因此没有传到后世。我没有听说过。我讲不了这个，大王您要想听我说，我谈谈以‘王道’统一天下，如何啊？”

齐宣王说：“那‘王道’，如何才可以称王于天下呢？”孟子说：“保障民众生活的安乐，就没有人能阻挡他称王了。”齐宣王说：“像寡人我这样的君主，能够保障民众生活的安乐吗？”孟子说：“可以。”齐宣王说：“您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听您的大臣胡龁说过：大王坐在殿上，有牵着牛从殿下经过的人，大王看到了，问：‘这牛拿来做什么啊？’那人回答：‘用来祭祀新铸成的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战战兢兢，像无罪过却被处以死刑一样。’那人对道：‘那就不祭祀新钟了？’大王说：‘祭祀新钟的仪式怎么可以废弃呢？改用羊做牺牲品吧！’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呢？”齐宣王说：“有。”孟子说：“怀有这样的心理，就能够称王与天下了。大家都觉得大王您是吝啬，我却知道您是因为不忍心。”齐宣王说：“是啊。确实有人这样想我。我们齐国虽然地处偏僻、疆域狭小，我怎么至于吝惜一头牛呢？只是不忍心看它打着颤，像无辜受死一样，所以改用羊。”孟子说：“大王您不要责怪大家认为您是吝啬。他们只看到大王用小些的羊换了大些的牛，怎么能知道其中的深意呢？不过，大王如果可怜牺牲品无辜受死，那是牛还是羊，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齐宣王笑了，说：“唉呀，我这真是什么心理啊？我确实不是爱惜财物。但我用小点儿的羊换了大点儿的牛，大家说我吝啬也是恰当的啊。”孟子说：“这不打紧，这是‘仁’的作为，原因在于大王看到了牛的惨状，却没看到羊的惨状。君子对于禽兽之类，看到它生存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去；听到它赴死的悲鸣，就不忍心吃他的肉。因此，君子是远离厨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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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谈论这一章时，我想把重点放在“衅钟”的对话上，而非开头“齐桓、晋文”的对话上。

关于“德”一字，我在这里翻译作“王道”，为得是达到理论的一惯性。在第一节中，孟子就谈到：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王道之始也。在本节中，孟子又从另一个角度概括了“王道之始”：保障民众生活的安乐。一个是从治理措施上谈，另一个是从治理方向上谈的。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孟子判断人的方法。他认为，齐宣王具有施行“王道”的潜在能力与品德，是通过齐宣王近臣的一段描述得到的判断；而这段描述的真实性，也得到了齐宣王本人的肯定。这也就是“观其所由”的具体操作了，并且要注意用以判断的材料是否真实确凿。

在对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以至整个儒学对于保护动物的看法。首先的一点是，不能因为爱护动物而耽搁人类的行为和发展。不能因为看到牛颤抖的可怜样貌，就废弃掉祭祀的礼；不能因为听到牲畜临死的悲鸣，就不吃肉。在那个年代，祭祀的礼是具有维护秩序和促进发展的效用的；而人的生理生长，少不了肉类提供的蛋白质和热量。但是，也不能对于动物毫无怜悯之心而滥杀。所谓“仁民爱物”——怀着“仁”（在这里表现为人本与节制）去获取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的需要，同时要爱惜动物——可以说是儒学在保护动物这一问题上的总看法。在第三节中，孟子谈到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不仅是他对于国家资源的看法，同时也包含着他对于保护动、植物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儒学所倡导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要义是“和谐”：天地化育生民，生民参赞天地——自然以他的资源养育、发展了人类，人类以他的能力融入、协助了自然——这之中当然包括了适度宰杀动物的内容。

而“君子远庖厨”一句，则可能被诟病虚伪。要想理解为什么“君子远庖厨”，就要想到“仁民爱物”的主张。

欢迎列位共谈共学。有所疏漏，烦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