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见梁襄王。

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自译：

孟子拜见梁襄王。

出来以后，对人说：“那梁襄王，远看不像个君主的模样，到了近前也看不出威严。突然问我：‘天下何时才能安定啊？’我回答他说：‘统一了，才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啊？’我说：‘不喜欢杀人的君主能统一。’他讲：‘谁会跟从不喜欢杀人的君主啊？没有人会敬服他的。’我告诉他：‘大王您知道那禾苗的生长吗？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干燥，禾苗就会干枯。等天上聚拢起雨云，磅礴地下起大雨，那禾苗就会蓬勃地生长开了。民众跟随不喜好杀人的君主，就像这禾苗与大雨，谁能阻挡得住呢？如今啊，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不喜欢杀人的君主，那天下的人民都会翘首以盼他来治理了。民众归附那样的君主，就像水往低处流，浩浩荡荡、谁能阻挡？确实如此啊！’”

见解：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襄王和孟子对于君与臣、民关系的看法。

以我们今天的认识，很难理解梁襄王的逻辑。他认为：不喜欢杀人的君主，不会有人跟从。这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君与臣、民之间，只有慑服、恐吓的关系，也就是说臣、民只可能被动、被迫地跟从君主；而杀戮是震慑臣、民的最佳手段。我想，持久的、有益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我愿意和这个人打交道”的基础上的，当然也有其他必要条件；而我们出于利益勾结或者是恐惧心理与他人建立的社会关系，是虚假而暂时的。更何况，如果人们之间的关系真是这样的话，人类社会断不会进步，甚至不会存在。进步主要依靠的是人的智、力而非感情，但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良好关系，想必也是人的智、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吧。

在孟子以至整个儒学看来，臣、民之所以会跟从君主，在于内心的敬服——这个人的能力、品德、事迹，令我尊重、令我想要接近他、令我想与他共事、令我想要在他的国家生活。这一观点，包含着对于人格、人性及人类关系的高尚认识——每个人都是有自己意念的个体，团结在一起是出于某种共同认可，而不应该像筷子一样被强力捆绑。

而孟子打得比方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民归之，由水之就下”，也就是说，民众归附不喜欢杀人的君主是自然而然的事、是天性使然。这一认识，和生物学中的“趋利避害”观点有一致性。

我们引申出来说。“不喜欢杀人”，只是一种行为特征而已，那么这样的君主的实质是什么呢？要想到“仁义礼知”四个字——仁，因而能认识到臣、民乃至所有人类生命的高贵之处；义，因而以自己无理剥夺他人生命为耻辱；礼，因而不使自己的诉求妨害他人的生命发展；知，因而能认识到关乎生命的自然伦理。

在第四节中，孟子也谈到了杀人的问题。我想，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些章节谈到的“杀人”，都是无理、无礼、无法的，产生于君主的放任或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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