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史记》饱含着司马迁鲜明的爱憎,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司马迁受宫刑而撰 《史记》,犹如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孙子膑足而修《兵法》一样,.笔下洋溢着一股沉郁愤激的情绪。
《史记》的抒情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有些传记主人公的际遇引起司马迁的共鸣,他怀着深刻的同情记叙主人公的言行,虽然没有一字一句述及自身,但通篇暗寓着他自身的身世之感。
如,李广想到自己年少时便以征战成名,大半辈子过去,连一个列侯的影子都没看到,感到很郁闷。他向巫师王朔诉说自己的委屈:“为什么一些庸人都封了侯,我却没有?是我的面.相不好,还是命运不好?”
在李广坎坷悲凉的一生遭际里,寄寓着司马迁自己的一腔悲愤、满腹辛酸,表现了对统治者摧残人才的极大愤慨。当年,司马迁在狱中受尽屈辱,他也曾不断地问自己:“我错在哪里?我有错吗?我没有错!”这种愤懑的声音与李广是何等相似。
其二,有些传记在行文中夹叙夹议,反复吟叹,表现了司马迁的无限感慨。
如《屈原列传》,司马迁写到:屈原志行高洁,喜欢咏叹芳草,至死都不屈从世俗。他身处烂泥之中,却能洗干净污秽,像蝉蜕壳一样,把浊世甩在外面。他在尘埃之外浮游,不接受浊世的污染,皎然洁白,熠熠生光。他的志行可以和日月比光,毫不逊色。
司马迁高度赞扬了其人洁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其书辉同日月,永垂青史。这难道不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真实写照吗?即使身陷牢狱,撰写《史记》的初衷至死不渝。
其三,有些传记通过篇末的评说赞叹,寄托了鲜明的爱憎之情。
如《帝王风云录》中,尧说:“穷不要紧,关键是人品必须好。人品好的家庭,出不了坏人。”
这是尧帝对舜的评价,也是他为天下苍生挑选接班人的独特看法。他也确实做到了,经过几番考察,舜的确是最优秀的接班人。“尧舜禅让”的事迹成了千古美谈。
同样,“人品”二字在司马迁心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将李陵在与匈奴的一次交战中战败投降,汉武帝得知消息,大为恼怒。司马迁与李陵并不熟,但据他平日观察,李陵为人诚实,廉洁奉公,人品不错。于是,当众人阿谀奉承,纷纷倒戈指责李陵的不是时,司马迁则实事求是地看待李陵的得失,并坦诚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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