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宁子
过了小满,后院的杏子一天天黄了,麦子也一天一个样了。儿时的这个季节,菜籽已经割了,大麦也熟了,男人们开始收拾农具,女人们搜集出家中的麻袋口袋,缝缝补补,为即将到来的三夏大忙做准备。
儿时的记忆里,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庄稼,离不开农活。我们家在村中是独户,又因没有劳力,大姐和我从小像男娃一样干活。每逢打麦,我们姐俩当做大人一样和别人家工换工,为了不让人家觉得吃亏,我们比给自家干活还卖力。从小到大,干了很多的农活――拉粪、割麦、扬场、种地、踩磨、锄地、垒麦秸集……在数不清的农活里,只有泼场让我心甘情愿,满心欢喜。那个被我们称作泼水节的农活,是儿时一项有趣的游戏,那场景曾无数次出现在梦里。
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夏收是人与自然的争夺战,成熟的小麦最怕雨天,一场雨就会毁了农人大半年的希望。那时候,地多可供晾晒的地方少之又少,打麦场是夏收的后勤保障,泼场是吹响三夏大忙的集结号,也是庄稼人喜迎丰收的一场盛会。
从记事起,我们队上的打麦场固定在108国道边,靠近一口机井,那二十来亩地不是种油菜,就是种大麦。每每油菜大麦割回家,我们每天都会打听哪一天泼场,为了确切消息,放学后都会去饲养室。在那个年代,饲养室是大人们谝闲传的地方。
等到家家户户都喝上了麦仁汤,娃娃们期盼已久的泼场也迫在眉睫。留作打麦场的那片地,把式们甩着鞭子吆喝着牲口进地,犁地、耙地、磨地,各司其职。在整个忙碌的队伍中,踩磨的大叔最威风,扬起手中的鞭子朝空中甩几鞭,磨地的骡子便打着响鼻冲向场地,只见那大叔一个健步飞了过去,脚下的磨如杨帆的小船,在黄土地上驰骋。从翻地到泼场再到光场,虽说是个体力活,但也是一个有技巧的活儿,也是千百年来,勤劳的庄稼人在劳作中一点一滴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每个碾场,少不了简易的防火措施。场两边各犁出一条水渠,场的四个角各放一个蓄满水的粗瓷大缸,水渠每隔十来米挖一个深坑,一是用来泼场,二来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泼场那天,家家户户把积攒了一个春天的炕灰都掏出备用。母亲一大早就泡好了麦仁,洗好了瓦罐,父亲拾掇好水桶补好洋瓷盆,又从楼上取下镰架镰刃,蹴在房台下,在算黄算割的鸣叫声磨起了镰刀。几只母鸡在公鸡的带领下,在门楼下的麦秸杆中刨着,咕咕地叫着。
终于熬到放学,一股风似地跑回家,撇了书包,随手拿起家中的盆罐,和小伙伴一起奔向打麦场。小巷里,家家大门紧锁,几只豺狗懒懒地卧在树荫下打盹,一群鸡在巷道里悠闲地觅食,踱步。我们飞过,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豺狗,惊散了鸡群。
收获的季节,空气中,田野里,处处都是麦香味儿。打麦场上,人头攒动,男女老少齐上阵,光着脚丫,踩着泥水,迎着夕阳,提着桶端着盆,笑声喊声泼水声,响彻整个田野。我们一路狂奔到地头,甩掉鞋子,挽起裤腿,尖叫着冲向那欢乐的海洋。
人群中,当队长的四爷最忙碌。他光脚往返于田间地头,挽起的裤腿溅满泥点子,他一边叮咛大家一定要泼匀泼透,一边拿着铁掀堵水。大人们不管在哪儿,少不了插科打诨。一阵调侃惹来一阵笑骂,兰婶在起哄声中,打着趔趄将满满一桶水泼向爱说怪话的允叔。尽管左右躲闪,但允叔还是没逃过那桶水,手起水落,在众人的欢笑声中成了落汤鸡。允叔笑骂着抹掉脸上的水,迅速将脸盆沉进水渠中,盛满水不顾脚下打滑撵着兰婶。所到之处,笑声连天。我们娃娃们也看的眼馋,在泥泞中追着撵着喊着,把手中的盆盆罐罐一次次伸进水渠中,又一次次泼向目标。夕阳中,溅起的水花如同水帘洞一般。
“奏啥奏啥,都不泼场,你这都是奏啥呢?!”四爷绷着脸闻声赶来,人群即刻四散,允叔讪讪的目光迎着四爷,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双臂来不及保持平衡,便如一只中箭的鸟儿,重重地倒在泥水中。人群中又响起一阵哄笑声,兰婶在不远处开怀大笑,四爷也忍不住笑了。
夕阳西下,场泼完了,各家提来的麦仁汤也喝光了。娃娃们意犹未尽,光脚在泥泞的场面上追着撵着,四爷一看就急了,脸红脖子粗地训斥着,追赶着那群顽童,各家的大人们一边收拾着盆盆罐罐,一边扯开嗓子喊着自己的娃娃回家,一时间,整个田野又沸腾了。
八十年代初,虽说土地承包到户,但农业发展缓慢,打麦场仍不可缺少。进入九十年代,日渐普及的联合割麦机代替了人工收割和碾场,随着新农村建设,各村路面逐一硬化,打麦场渐渐退出三夏舞台。泼场,也在岁月中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
记忆中,最后一次泼场,是九二年。那天,在我们被称作泼水节的盛会中,外甥出生了。那一天,是六一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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