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的主体。如果说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有其规律性，那么，考察人的各种属性就等于是在考察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内在因素。人的各种属性和起来，可以称为人性。于社会的发展而言，考察人性，当是社会学意义上一个重大的课题。
一般意义上，人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现在，哲学家韩显丰把人的属性概括为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宇宙属性。就宇宙属性而言，韩大师认为人的意识同时具有宇宙灵性，开发出来可以通达宇宙。按照韩大师的说法，人的灵性一旦开发出来，可以以十的十次方幂穿梭于宇宙之中。而且据韩大师说，这种人的灵性已经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亦既，人的灵性已经被上升到了科学的层面。这即是说，诸多诸如佛学的说教，原本就不是子虚乌有，而是古代的圣贤，他们的灵性早已通达宇宙。关于人的宇宙灵性，这一点应该是确切的，因为人的存在，原本就是宇宙的产物，原本就在宇宙之中，原本就无法撇开其自身存在的宇宙学意义，而且，就人类意识的存在而言，如果以量子态而论，则人的存在必须是宇宙学意义的。但是，就人的显意识而言，一般人是无法达到其显意识与意识的量子态的互动的、对接的。因而，对于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而言，谈论人的宇宙灵性，能够给予他们一种常识化的、神化般的认知，就已经很不错了。
相对于人性，灵魂无疑是人的一种神秘的存在、圣洁的存在。毫无疑问，在人类自身的发展道路上，一切关于灵魂的学说，都对人类心灵的净化，起到了不可代替、无法磨灭的历史贡献——灵魂是一切宗教的前提条件、灵魂是人类心灵的最大动力、灵魂是人类文明的香水肥皂、灵魂是人类意识的终极关切。而比之于灵魂，则人性是一个人现实的存在、社会的存在、经验的存在、甚至是宇宙万物相互竞争的存在。人的人性与人的灵魂的相通之处在于，一个有人性的人，其灵魂是高尚的、圣洁的；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其灵魂是罪恶的、肮脏的。自古以来，灵魂和人性就一直都是纠缠不休的。如果说一个人的灵魂是肮脏的，这其实是在说一个人的人性；如果说一个人的人性是高尚的，这又是在说一个人的灵魂。由此可见，灵魂是人性之中文明的存在；人性是人的宇宙灵性的对外表达。如果在肮脏的灵魂与高尚的人性之间取舍的话，则灵魂可能就是人性，而人性亦可能就是灵魂。
关于灵魂和人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哲人们都为此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和探索。现在我们普遍认为，人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以及人在其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智。
科学家根据对婴儿的反复实验，显示人性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人性形成的机制包括：人类祖先因为生存的险恶环境而衍生的对生存的渴望、对胜利的渴望、对与自己相似的伴侣的渴望、对同类间自己地位的关心、及由于史前人类的习惯和同理心、还有对同类帮助的冲动；从人脑的结构来看，这些都直接对前额叶造成影响，但又可以被出生后的记忆和周围事物所改变。
现在，我们在承认人的宇宙灵性的前提下，依然把人的属性分为动物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性。而人性正是由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相互作用而发展来的。人类社会性的发展，使得个体人的“自我意识”产生，并同时受到自身动物性和自身社会性的双重环境的制约和改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积淀过程之中，属于人类自我的人性产生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性产生的直接来源是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现代社会学家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所以只有一种人性。这是不同民族之间能够交流、能够达成理解的前提。
关于人性，在古代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人性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恶论；以及以杨雄为代表的性即善又恶论。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谈到过人性。其中，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的著名命题。总体来说，历史上关于人性的观点主要有：其一，把人性归结为神性;其二，把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其三，把人性设想为人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气质或某种固定不变的执念。在这里，可以看出，人的神性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的宇宙灵性；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人的本能属性；而人的某些不变的气质或人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执念则可以对应人的认知能力。问题在于，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具备一种独立的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问:关于人性，我们如何确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的人性所具有的个体和群体(或者说整体意义上的人)的个性和共性的普遍性的同一？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觉得，柏拉图的知、情、意三分法应该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会收到现实的约束和限制；在我们的情感期待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但是，我们运动学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定历史节点上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道德体制、文化娱乐体制、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体制——也就是说，我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脱离不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点的社会文化体制、社会文化机制。而一个人人性的善恶、人性的价值趋向，正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展开、推进。因而，沿着整体的人、普遍的人以及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人的思路，则人性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人性是一种源自人的本能但又建立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的人所独有的一种特质属性。在这里，社会文化即是人的认知体系。这个定义，即包含个体的人、亦包含整体的人；即包含存在论意义上的人、又包含运动学意义上的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人性具备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人的体能、人的智能、人的社会文化修养。
在这三个要素之中，人的体能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它包括人的物本能和性本能；人的智能是人的本质性本能——它是人的认知本能——人的宇宙灵性，就潜伏在人的认知本能的范围之内；社会文化修养是人的社会属性的综合表现、综合积累、综合积淀，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人性的三个要素之中，体能要素是人的第一要素。因为人类体能的特殊性，古猿的一支类人猿这才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之中转变、进化为人；人的存在，在于人具有区别于一切猿类的智力元素，因而能够更好地利用工具和改造工具，并以此展开专属于人的社会劳动；然后，在生存竞争中迫不得已地进行的社会劳动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文化使得人具有了超越性的自我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我的不断进取、不断超越、不断完善。在人性的三个要素之中，智能要素其所以能够成为人的本质要素，那是因为在人类发展进步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智能要素一直处于主体地位、主导地位。在人类发展进步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如果脱离开人类的智能要素，则人的社会劳动便无法进行，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也就无从谈起。在人性的三个要素之中，社会文化修养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一个人善恶标准的认知来源、价值来源；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修养、亦既上层建筑，则直接衡量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进步程度、发展程度。在传统上，说一个人的文化程度，我们用社会文化修养就显得比较全面，而在国家、民族层面的上层建筑用社会文化修养来做称谓，也能更加具体、更加贴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个人的社会文化修养与国家、民族层面的上层建筑的可比性。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再落后的国家，它们的政治、经济、律法、教育、道德体制，都是经过特定的政党、社会团体精心研讨过、敲定过的。
人性的决定性作用，就个人层面来说，体能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智能决定着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而社会文化修养则决定着一个人的善恶标准、价值取向，直至最终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人性的决定性作用，就社会层面来说，体能要素当是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第一要素；智能要素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而社会文化修养、亦既上层建筑则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进步程度、发展程度。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国家、民族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阶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这必须是不可回避的。传统意义上，阶级问题，在社会层面，以经济标准来衡量，但是，因为货币和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中性的，都可以为任何人所用，因而，在社会层面，如果以经济来衡量阶级标准，则这个衡量标准应该被称之为阶层更为恰当。在个人层面，如果用经济衡量阶级标准，则这更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因为富人可以尽善，而穷人也可以作恶。因而，站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一个人只要在心理趋向、行为动机方面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则这一个人便没有罪责。所以，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阶级的衡量标准，就必须，而且必须从一个人的善恶标准、价值取向亦既意识形态来判断，来衡量——而且，这种判断、这种衡量，就只能以道德的和律法的标准来判断、来衡量、来制裁——这由此突出了道德、律法、教育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和层面上，对于人类来说，一切道德的、律法的、教育的存在，才是人性的最高期盼、才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存在。
人的宇宙灵性，仅仅只是一种自然存在。或许，我们的世界存在超人，他们的灵性甚至可以通达宇宙，但是，人死了，灵性也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不管它如同地震一样有多大多久的余波，都已经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了，都已经与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而这正是佛的空性至上的意义所在。 对于人的宇宙灵性，或许，没有灵性的人可以通过催眠术体验得到人类宇宙灵性的存在。只是，人死灯灭，即便具有宇宙灵性，又能如何。死后的宇宙灵性，无非如同地震的余波一样——只是影响着别人、或者说影响着世界，而其最终只能在各种纠缠与振荡之中归于平寂，走向虚无。因而，一个人最为可贵的，还是要珍惜今生今世、善待今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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