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逊老师住在县广播站一楼的一个单间里。太极拳是他晚间一个例行功课，时间大约在40分钟左右。他练拳与别人不同，门窗紧闭，且黑灯瞎火，脖子上还系着一方手帕。
我开始并不知道他有此习惯，冒冒失失地去串门，门敲开后，只见他把头从门缝中伸出来，瞪大眼睛扫视着，看清是我，便很不情愿地敞开门，拉开灯，一边把那块手帕从脖子上解下来。
我一直没弄明白，那块手帕在练拳中到底起何作用，如果是为了擦汗，也犯不着拴在老颈上。不过，从那以后，我就掐定时间登门，再没做冒犯师尊的事了。
杨老师个子不高，精瘦。但人不可貌相，这个干瘪的小老头其实满腹经纶。
在同杨老师的闲聊中，我饶有兴味地分享着他的昔日辉煌。他原本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京城文人，先后在《人民画报》、《参考消息》任文学编辑。其文学根底的深厚，不时从言语间流淌出来，让我这个半学的后生情不自禁地叹为观止。
杨老师对于古典诗词歌赋，更是娴熟于心。尤其是他诵读诗歌的方式，堪称一绝。那不是读出来的，而是在声调音韵中唱出来的。这情景，使我豁然通达“吟诗”二字的本真含义，同时也使我回想起读初中时的一件趣事。
我们的初中语文老师也是一位老先生，课上到《愚公移山》这一课时，老先生第二天早读破例来到教室，说要带大家领读。“太行王屋二山，”老先生一出口，大家都震住了，原来这读法大不寻常，如同唱歌一般。瞬间的寂静后，响起一阵雷鸣般的齐读，不，应该是齐唱：“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都是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正是想点子找乐子的年纪，如此有趣的玩法，自然得拔直嗓门吼一吼。老先生手捧课本，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一边摇头晃脑领读，下面则是波涛汹涌，电闪雷鸣。奇怪的读书声，引得别的班学生一个个溜出来，在我们班门前探头探脑，裂嘴嘻笑。一节早读下来，人人满头大汗，精神异常亢奋。
杨老师吟诗的腔调，和我们语文老师不太一样，看来这是诗与文的差别，亦或是一诗一调，一文一曲，也未可知。反正，杨老师和我们语文老师一样，都是我崇拜的偶象。由此推想，古人读书要比现代人有趣得多。
至于杨老师为什么从繁华的京城沦落到山沟里的劳动大学，这个敏感的问题，我始终未敢冒昧提起，反正那年月一落千丈的事时有发生，还是见怪不怪较为妥当。
杨老师是湖南人，暑假期间他回了一趟老家，回来时带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一问，竟是他儿子。杨老师应该有五十四五岁了，这儿子着实小了点。
在一起混熟了，杨老师有时也说说他们年轻时的风流韵事。他说他们那一代知性男女青年，都不想早早进入那个“围城”，却热衷于在“围城”外交朋友。有点姿色的女性，一般都喜欢在已婚男子中间物色玩伴，这样可以避免被逼婚的后遗症，自由度也比较大。这种奇异的倾向，大大压缩了未婚男性的选择空间，以至于不少人都成了谈婚论嫁的“老大难”。40岁以后，他们的年龄就不再长了，问起生辰八字，永远都是39岁。
这些事，听起来确实很新鲜，但我隐隐觉得，杨老师这是在委婉地为他有这么小的儿子，作了个注脚。
杨老师人很随和，歙县方面的同事都很尊敬他，包括偶尔来我们批朱小组玩的人，和他攀谈几句，被他渊博的学识所折服，便对他肃然起敬。县农机厂有个青工小王，可能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时不时到我们这里串门，一次他和杨老师谈起了岳飞的《满江红》，并当场把这首词背了下来。杨老师听后夸了他几句，说你这个小伙子挺不错，在工厂里上班，还惦记着《满江红》。说着说着，来了兴致，开始吟唱起来。小王惊讶得合不拢嘴，他可从来没听过这样背诵《满江红》的。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我也是从这时起，才知道岳飞有这样一首大气磅礴的《满江红》，并从此熟记于心。
我关注《满江红》，与我们这本书有点关系。朱熹和岳飞都是南宋人，只是比岳飞晚生28年，岳飞被害于风波亭时，朱熹才是个11岁的孩子。待到朱熹成为大儒后，对当代的名将名相总得有个态度，他反秦桧，不与奸臣为伍，但并不褒扬岳飞。
朱熹不屑于朝野“收复失地”的呼声，认为东南这点事都处理不完，哪有能耐去恢复中原。他这是在为当今皇上着想。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是岳飞的宏图大志。他心里装的是“靖康之耻”，并以此为出发点，力主抗金，锐意直捣黄龙，一雪国耻，迎回徽、钦二帝。
朱、岳二人都是忠君之臣，但忠的对象不同。朱熹忠的是在职的皇帝，岳飞忠的是退休的并且已经被敌国俘虏去了的皇帝。这个差别，直接导致岳飞死于非命，要知道，在职的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退休的回归本位，即使这个退休的是他亲身父亲。朱熹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前文说过，朱熹这一生受过朝廷无数恩典，死后仍然荣耀不断加身。这就是站对了队得到的实惠。
但是，金人的探子给朱熹带来点小麻烦。他批评主战派的言论传到金主耳朵里，金主得意之余，对这位南朝的大儒也心生好感。一次，宋廷派使者至金，办完公务后，金主特意问了一句：“南朝朱先生安在？”
宋使回国后，把金主这句充满关切的话也带了回来。这下让主战派抓住了把柄，一时间，“奸细”、“投降派”的帽子都扔了过来。不过，朱熹前面有皇上顶着，倒也没能把他怎么样，但这笔账还是记下来了。
批朱小组根据这笔账，单列了一章批投降派的内容。杨老师好像并不认同“朱熹是个投降派”，但也没有直言反对。那时还在评《水浒》，投降派是个时髦而又敏感的词，他不犯傻。不过，在分任务时，他有意避开这一章，宁愿把一个最难写的故事包了下来。
最难写的故事，是讲朱熹如何把他思想理论传授给他的学生。这方面的内容比较抽象，很难找到作为故事要件的情节，只能在海量的资料中沙里淘金。
杨老师还是有耐力有定力的，七拼八凑，最终总算演绎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不过，在选定这个故事的题目时，又短路了，叫“格物致知”，太深奥，叫“鼓吹天理”，又嫌生硬了些。索性，题目先随便做一个，交给统稿人一并处理。
难题转到我手上。
杨老师对我说，你们年青人头脑活泛些，或许能想出一个既通俗又恰如其分的题目来。这是在鼓励我。
到我这里，已经没有退路，鼓励也好，推脱也罢，我都得受。我把杨老师的稿子反复看了四五遍，才发现一线生机。
故事中有这么个情节：朱熹在教授学生时，作了个形象化比喻，他拿出一贯钱，指着串钱的绳子说：“这绳子，就是上天摆在我们心中的天理。“又指了指那一堆铜钱说：”这一块块铜钱，就是万事万物之理，拿心中天理去串通万事万物之理，就是圣人所说的格物致知。我们平时的学习，就是要多攒些铜钱，最后把它们串起来，一以贯之。”
我在这个情节中提炼出一句话，自感满意，终于轻松地长舒一口气，题目就是它了。
改过的稿子交到审稿组时，杨老师第一个拿过去看。只见他眼睛一亮，叫一声：“这个题目改得好！嗯 ，‘一串钱的学问’，改得好，改得好，既形象又准确。”
沉吟片刻，他笑着走到我身边，用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再去掉一个字，就把前面那个‘一’字去掉，改成‘串钱的学问’，是不是更好些？”
我一愣，随即明白过来，心中不由得赞叹不已。“一串钱的学问”，改为“串钱的学问”，一字去留，意思大不相同，”串“字由名词变为动词，句子立马活了起来。
没得说，老师就是老师，谨遵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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