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开门办学走得远些，是在徽州地区歙县。我们三组5个同学被分在北岸公社的一个大队，那地场就在新安江边，江对岸是大山，时值春季，山花初绽。站在江边，我想，这里应该算是江南的腹地了，白居易《忆江南》忆的是杭州，但这里同样也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境，而且，杭州能有如此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吗？
那里有一个客运汽车站，偷闲去了一趟歙县城，领略了这座江南古城的风采。在八柱落地的许国牌坊前，驻足唏嘘感叹；在幽深的通街小巷内，享受着闹市中的宁静。大街上熙熙攘攘，做生意的都笑容可掬，说话慢声细语，绝无江北人那种一惊一乍的么喝……
所见所闻，一切都感到新鲜，不禁感慨：果然是“江南好，能不忆江南”，难怪乾隆那个皇帝老儿，经常偷偷溜出皇宫，跑到江南来潇洒。想想自己此时虽身处江南，毕竟是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便生出些许失落来。
本以为，这次又像在丁店那样，离别后就再无相逢，没想到一年后我又重返歙县，而且长住下来。
时间是在大二下学期，这一次出去，同前几次开门办学的内容有所不同，是带着任务出去的，要给徽州两个历史名人的学说和思想进行收集整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搞科研。
两位名人分属儒、法两个阵营。一个是朱熹，是大儒；一个是戴震，是法家。那时的政治气候是大讲儒法斗争史，我们哲学班抽了部分同学参与了这次任务。法家是正面 人物，抽去整理的同学多些，大约有八九个人。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屯溪，地府所在地。我和张跃祖同学参加朱熹那边，儒家是反派，我们的工作地点也降一格，在县城，就是歙县。
降一格的说法当然是个玩笑，地点选在歙县的决定因素，是史书上的记载：“朱熹，歙州婺源人。”这句话包含多重信息：第一，歙县在历史上，至少在南宋时期，曾是州府所在地；第二，屯溪在历史上的名气显然比不上歙县，是否存在也未可知；第三，历史上的歙州范围广大，连后来归属江西的婺源也在它的管辖之下。
至于已经出省的婺源人该不该管，那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朱熹，而历史上的朱熹是歙州的子民，作为当时州府所在地的歙县，而今责无旁贷。
承担这项任务的共有7人。劳大3人，除我和张跃祖外，还有中文系的杨逊老师。歙县派出4人，分别来自县委宣传部、县广播站、县中学，以及一位歙县籍的徽州师范退休教师。
两方合作实施一项政治任务，有个临时机构，机构的名称叫做“徽州地区歙县、安徽劳动大学批朱小组“，名字很长，很奇葩，听起来像是大批判小分队。
现在看来，这个名称在头衔上有点不对等，安徽劳动大学在级别上少说也是个地厅级单位，怎么能和一个县级单位相并立，而且还排在后面。历史地看，那时正在批资产阶级法权，对级别、排位这类事是不讲究，也不该讲究的。
我们这个临时机构，直属徽州地委宣传部和安徽劳动大学领导，劳大派出的实际领导人，就是我们政治系分管业务的任吉悌副主任。任主任每次从劳大过来，都是直接去屯溪，虽然歙县是这条路上的必经之地，却从未在此停留。
他过来，自然要了解情况，掌握工作进程，所以每次来都要打电话到歙县，要我到屯溪去见他。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这汇报工作的事也轮不到我呀，我们有组长，尽管他是地方上的，还有一位老师，虽然他是中文系的，但任主任是以校方领导的身份召见他，冠冕堂皇。后来渐有所悟，想必是在人员管理上，劳大和徽州方面是各管各，然后在上层交流讨论，形成指导意见后，由地委宣传部向组长下达。
我这人怕见领导，从不主动向领导身边凑，任主任原先对我并不熟悉，之所以在劳大三人中指定我去汇报，我想，唯一说得通的就是，我是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那时讲究政治挂帅，政治身份高于业务头衔。
当然，政治身份只能用在跑腿这类台面上的事，换成要紧的事，比如参与科研项目，系领导和老师们心里还另有一把秤。我后来得知，我能够进这个批朱小组，纯属偶然。
我们班共有4个组，一、二、三组的组长，汪俊、杨怀明和我，都是党员、复员军人，政治身份应该没得说。当时我们3 人都报了名，要求参加这次有选择的开门办学，结果只有我一人入选。其实大家都是哄着玩，又不是评先进，选不选上都不在乎，选上了没有特别开心，没选上的也没什么失落。
直到有一天，徐家文老师无意间道破天机，我才发现，原来事情并不简单。
大概是在1976年3月间，我们的书稿已基本成型，我以这本书统稿人的身份，去劳大学报编辑部，联系发稿事宜。任主任有交待，这本书在正式出版前，先在学报上摘登。
学报编辑部就只有金隆德老师一人独撑，有没有办公室我不清楚，反正金老师一直在家上班。
一天，我在金老师家正在校对文稿清样，徐家文老师来了，徐老师是哲学教研组组长，金老师也是哲学教研组的，两人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商量。
见我也在场，徐老师笑着说：“你这个欧玉文啊，当初选人的时候，差点把你选丢了。”我闻言诧异，一时无语。徐老师见我不解，进一步解释说：“最初的名单上没有你，后来我想起，你有一次在班会上发言，我在场，觉得你那篇发言稿写得挺好，说明你的文字水平还可以，最后才定了你。”
我如梦初醒，原来这选人还是挺讲究的。
再一想，我们班有八九个复员军人，我侥幸成为唯一的入选者，大概在老师们的心目中，我们这些行武出身的人，文化有限，不堪大用。
徐老师英明，不光看出身，还看重表现，仅从班会发言这件小事上，慧眼识珠，给了我再次表现的机会。
但是徐老师万万没想到，我在班会上的那篇发言稿，并非出自本人手笔。
在徐老师的点拨下，我回想起那次班会。同以往一样，会议的主要内容还是大批判，事先有布置，每个小组要有一个同学在会上发言。到了开会的那一天，本组原定在会上发言的那位同学得了重感冒，咳嗽得厉害，卧床不起，临阵换将已经来不及，作为组长，只得亲自上。
我把他准备的稿子拿过来看，这一看不得了，拍案叫绝！不仅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而且视野开阔，把当时社会上一些大事要事都罗列进去了。
我对他说，你这篇文章尽可以拿出去发表。他笑笑，未置可否。
班会上，我拿着那份稿子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因为写得好，我念得顺溜，精气神十足。只是那时还没有版权意识，念稿子之前没有声明，这是某同学的杰作，我只是代劳。没想到，这个假象竟把徐老师迷惑住了。
两天后的一个中午，我靠在床上翻看几本《红旗》杂志（此杂志班上人手一份），翻着翻着，忽然眼睛一亮，一篇评论员文章把我吸引住了，一口气把文章看完，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大梦方觉，原来如此，我在班会上念的那篇稿子，整段整段地都在这上面。
其实这也没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我笑的是，我太佩服自己的眼光了，当初我一眼认定，那篇稿子已达到“拿出去发表”的水平，此言不谬，今已证实。何况这是《红旗》，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发表阵地。
可以断定，徐家文老师自始至终没有看过《红旗》上的那篇文章，这才成就了我。设想一下，如果后来徐老师不幸看到，而我又已经加入批朱小组，这对他那颗伯乐之心，将情何以堪！
所幸，这只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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