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宣城县麻姑山下，一所大学突兀而起。大学的全称叫安徽劳动大学，据说是仿照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模式，紧急筹建起来的。江西的那所大学，受到过毛主席的赞赏。
两相比较，江西的大学有“共产主义”4个字，安徽的没有，这导致两个学校的简称有了重大区别，江西的叫“共大”，安徽的只能叫“劳大”。
我有幸在劳大学习了三年，期间，还在徽州待了将近一年，做了一件特殊的事。说这事之前，还得先说说开门办学那事儿。
那时的大学，统称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来上学的，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虽然是来自工农兵，但还得要与工农兵相结合，要经常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否则就有可能背叛，因为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容易变修。修，就是修主义，是和帝国主义齐名的敌人。
缘于此，学校每个学期安排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学生打发到工农群众中去。这就是开门办学。
第一次走的不远，就在学校所在地宣城县境内。我们哲学班被安排在丁店公社，离我们亲爱的麻姑山也就20里地的光景。
同学们都三三两两地分住在各个生产队。我住的那个村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清了，但和我结伴进村的是蔡景侠，这事却一直没忘。她是二组的副组长，我是三组的组长。不是同组的同学分在一个村，已经够稀罕了，让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都不和自己的组员在一起，更是不可思议。
难不成是怕我们互相熟悉会搞非组织活动？那时，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而又紧。
怕也没用，下去时间不长，本组的小魏、陈恒东、张子芳三人就找过来了。
那天我向生产队长请了半天假，陪他们在村野闲逛。村子后面有条河，我们在河埂上转悠，忽见河边泊了几只小船，便动了划船的心思。船很小，就是我们家乡称为”腰子盆“的那种（因其形状像猪腰子），村民一般是用这样的船下粘网捕鱼，或摘菱角。
我和小魏一人上了一只船，船无浆，就用两只手划，倒也行走自如。陈恒东和张子芳站在岸上嘻嘻笑，却不敢下来。
船划熟稔了，又想玩新花样，小魏嘀咕：这小船坐两个人会怎么样？要不试试？行！两人挤上一条船。那船吃重，瞬间下沉一大截，在岸上的惊叫声中，船身晃了几下，居然稳住了，眼见着水位几乎和船沿齐平，但这个争气的猪腰子硬是没让水进来。
小魏乐了，举起双手朝岸上嗨起来：快看啦！看我们划船这水平！
这声嗨，挑起了陈恒东的激情，这个急性子从河埂上直冲下来，一个箭步，跨进一只小船。船刚离岸，只听得呼啦一声，船翻了个底朝天。
好在近岸处河水不深，陈恒东在水中扑楞了几下，跌跌撞撞地爬回到岸上。
这一切来得太快，等我们都反应过来，河埂上已经多了一只落汤鸡，惊得张子芳一迭连声地问：“咋弄的？怎么一眨眼就掉河了？”……
不光是我们三组来人，二组也有同学来看蔡景侠。
一次，二组的曹锦祥过来，在我住的那家小院子里，说着话，突然兴起，随手摸起靠在墙边的一根竹棍，舞将起来，棍指处风声呼呼，击地时啪啪作响，一时看得发呆，想不到班上还有如此武术奇才，心中油然升起一种班级的自豪感。
按照统一要求，我们在村里和社员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有时候生产队开会，我们就帮忙读读报。
那是个大批判的年代，逢会都要批一批，在学校我们班级召开的有限的几次会，内容都是大批判，在生产队，社员自己批不起来，我们就读报上的大批判文章给他们听。批判的目标两三年变换一次，那年轮到“批林批孔”。
住和吃的事，村里都安排好了。我和蔡景侠一个住在村东，一个住在村西，都是一户人家单独的一个房间。我住的那间房，看样子是他家的柴房。吃的是派饭，村里挨家挨户轮流派，一天换一户，我们每人每天各拿出8两粮票、2角4分钱，作为伙食费，交付给户主。
这点钱粮，显然不够对付，村里人对我们这些大学生（他们仍然沿用过去的称呼，不喊工农兵学员，觉得那样叫很拗口），虽然不像对待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土改工作队那样视为至亲，却也客气得很，轮到哪家，都像家里来了客人，饭菜比平时要好上几分，细算一下，收支的悬殊还是很大的。
但这标准不能改，这是上面的统一规定，何况，标准改高了，我们这些穷学生也负担不起。
邻村的王宇芬也安排到我们村吃派饭，可能是她那村子同学多些，考虑到合理负担而为之。一天吃午饭时，主人殷勤劝菜，并另拿一双筷子，把他们认为最好的那道菜蒸咸肉，一块一块往我们碗里夹。
我倒乐于接受，吃着又香又下饭。王宇芬是大城市出来的知青，大概承受不了这种高油腻食品，那天她恰好和我坐在大方桌的同一方，见我吃得正香，便夹起那块肥咸肉，悄悄向我碗里送，我下意识地将碗向外一让，那块肉无可挽回地落到地下。
一时间，我们两人都很尴尬。
然而，更尴尬的事还在后头。一只猫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来，向那块肥肉扑去，与此同时，女主人发觉异样，疾速俯身桌下，硬生生地将那块即将进入猫口的肥肉夺了过来，起身的同时，在衣袖上揩了两下，毫不犹豫地扔进自己碗里。
我心里格咚一下，坏了，坏了！女主人一定明白，是我们在糟蹋她家的美味佳肴，她嘴上没说，心里不定在怎样骂我们呢。
我所担心的情景并没有出现，女主人并没有因此甩脸子，仍然笑容满面地劝菜，这更让我们羞愧难当。
这家男主人好像在做什么手艺，家境比村里其他人家要好些，算得上是户殷实人家，即便如此，还能当着客人的面猫口夺食，而且是一份很不干净的食物。那时农村堂屋的地面，都是泥巴地，泥巴粘在油乎乎的肥肉上，衣袖是揩不尽的。又不是三年困难时期，有必要这样吗？
别无他解，还是那个古老的道理，儿时老人经常念叨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过去对这句古训，我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女主人今天的举动，提供了一个真实版的古训警示，使我豁然顿悟。
从此以后，我对食物都有一份敬重，敬重它的使用价值，更敬重凝结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这大概就是那次开门办学的一个最重要收获，书本上学到的是概念，而农民大姐则教会我敬重。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离开村子的前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欢送我们。我事先买了几包香烟，给大家敬烟时，女社员们都一个个主动接烟，这让我大感意外，在我们家乡女人是不沾香烟的。同时也觉得新奇，撇开健康问题不说，就社会平等而言，江南比我们江北要高出 一筹。后来我在徽州，又从另一件事上也得到了印证。
欢送会是漫谈式的，谁想说就说，想说啥就说啥。我的香烟为会场增添了情趣，大家在香烟缭绕中说说闹闹，欢声笑语。忽然有人提议：“大学生唱个歌呗。”众人立刻附和，有的甚至鼓起掌来。
怎么办？我望着蔡景侠，心想，这唱歌的事还是她合适，察言观色，会场上有不少人都想听听这位女学生的歌声，可是我们这位蔡门女将却高挂免战牌，死活不出征。
无奈，我只好赶鸭子上架，心下自己给自己鼓劲，男子汉，脸厚点没关系，憋着劲唱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东海扬波红日升”。勉强对付下来，居然赢得一阵掌声，我知道，大家就是图个热闹，才不管你唱得好不好呢。
蔡景侠的掌声最热烈，边鼓掌边夸张地说：“想不到啊！你还真能唱！”我哭笑不得，白了她一眼。
第二天临走前的那顿早饭，生产队长直接安排在他自己家。一进门，我们就愣住了，只见吃饭桌上不仅摆了几碟子菜，还上了一瓶酒，几只白色的小酒杯分放在各边。这是要喝酒？我回头朝门外张望，太阳刚刚升起，这可是大清早啊，一早就喝酒？何况，这一个多月我们还从未喝过酒。
队长从橱房出来，热情招呼道：“坐，都坐。你们要走了，今早儿就表示点意思。”我陡然明白，这是在送行。“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这一走，今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过来，还真说不准。
我瞬间被感动，鼻子酸酸的。不是因为酒，而是钟情于这里的民风古朴，古道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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