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组长和他的老同学
批朱小 组的组长，名叫汪银辉，一个四十出头却还身材苗条的中年男子。
他是县委宣传部的人，大概是理论科的科长，人很精干，语言表达能力超强，能把一篇不怎么生动的文章，念得有声有色，极富感染力。就连一贯不把周围人放在眼里的张跃祖同学，对他这种热读效果，也是佩服有加。
私下里，张跃祖曾对我说：“他写的稿子，我看也就一般化。但从他嘴里念出来，效果就不一样，60分的文章一下子上升到80分。”
组长只念自己写的文稿，从来不念别人写的。有时候我想，组长要是把张跃祖写的东西拿去念一下，说不定也能念出一朵花来。
张跃祖一身夫子气，文章四平八稳。
我们工作的前期任务，就是看资料，记笔记，把史书记载的有关朱熹做过的事，说过的要害言语，摘抄下来。之所以只抄“要害言语”，是因为朱熹说过的话太多。有一本精粹版的《朱子语类》（文革中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可能就是摹仿这本书的体例），长篇的有《朱文公文集》，还有散见于记事中的对话，等等。
上班时，我们7个人围坐在一个乒乓球桌子四周，中间摆满了书籍和资料，我们身后的条桌上，也是一摞摞线装书。时不时有人自嘲：“我们这是钻故纸堆里了”。那时“钻故纸堆”可不是什么褒义词，腐儒的代称而已。
每天开工前，组长都要说两句，总结昨天，安排今天。我们劳大去的3人，以及歙县的那两位老师，对组长都很尊重，洗耳恭听，言听计从。
只有一人例外，他就是县广播站的编辑胡承恩。有时组长正说在兴头上，他斜刺里泼出一瓢凉水：“哪许多废话，干就是了。”组长便裂开嘴笑笑，算是回应。他俩是老同学，没得计较。
胡承恩其实是个爽快人，他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说话直来直去，也很健谈。初见面他作自我介绍：“我和《西游记》作者的名字，写在纸上只一字之差，口头叫起来，不相上下。（当地口音，胡读扶，扶吴近音）“
老胡和我还说得来，曾请我去他家吃过一顿饭。这里离浙江近，他喝酒也随了浙江的性儿，爱喝绍兴黄酒。三杯洒下肚，开始摆龙门阵，首当其冲的是他的老同学汪银辉。他为汪叹息，说他那么瘦，日子过得也不好，关键的关键，就是婚结得太迟了。
老胡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事。
一天早晨，我因事找到组长家，一进门，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蹲在地下拉巴巴，汪手拿一张白纸，正龇牙咧嘴地给小孩擦屁股。他家大概就这一间房，床铺炉灶都在这里，光线也不好。一个30岁左右的俊俏妇人，正在往那张低矮的小饭桌上盛摆稀饭，显然这是孩子妈汪夫人了。见有客来，她抬头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老夫、少妻、幼女，茅屋、阴暗、稀饭，就是我那天早晨见到的全部图景。这图景，印证了老胡的声声叹息，却与上班时组长的活力四射，怎么也拢不到一起。
在老胡评论他的老同学时，坐在一旁的胡夫人插言劝道：“不要老说人家结婚早迟的事。”
谁知这一劝，倒激起了老胡的兴致，开始说起自家的奇闻轶事，看来是想作效果对比。他有个儿子，我见过，中等身材，20来岁，留着一抹小胡子，称得上少年英俊。他说他儿子在屯溪上班，有一次他妈妈去看望他，下午他骑自行车送他妈回来，小伙子有力气，车子蹬得飞快。路边的田里有社员在干活，其中一汉子拄着锄，手指疾驰而过的自行车，大声呼叫：“你们看哪，那小子带了个女的，显劲呢！车子都骑飞起来了！”
汉子显然弄错了，把这母子俩当成了恋爱中的一对。回来后儿子生气地把这路途奇遇告诉父亲，老胡一听哈哈大笑：“这有啥，好事呢！说明你妈生相年轻……”
老胡在说这个段子时，我注意到，他那个半老徐娘的夫人，居然笑靥如花，满脸的陶醉。
真是一对恩爱夫妻，幸福的一家人。
油菜花黄的时候，我和老胡作伴出了趟差，这也是我们批朱小组唯一的一次远差。目的地是江西婺源县，任务是去县档案馆查找有关朱熹的资料。
听说我们是从徽州歙县来的，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很热情，一边给我们翻找卷宗，一边问这问那说个不停，那情景，就像是在异国他乡意外地碰到家乡人一样，抑制不住地兴奋、亲切。
婺源人的徽州情结是很难割舍的，他们在徽州（早先称歙州）这个大家庭中和谐相处了上千年的历史，风土人情以及方言语系都深深地打上了徽州的印记。
1934年，国民政府为便于围剿井冈山的中央红军，强行将婺源划归江西。但婺源人不领这个情，从上层人士到底层百姓，都要求重回安徽，上访、请愿不断。这样闹了十几年，终于在1947年如愿以偿，被划回安徽。
两年后的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部队攻占了江西全境，并顺带着解放了婺源县，为便于统一管理，婺源被再次划归江西。这次婺源人不好再闹了，解放军是来帮我们翻身得解放的，这个情还得领。
即便如此，那种绵延的对徽州的依恋之情，并没有随之消失，只是从此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我和老胡在档案馆待了一个下午和第二天的一个上午，合起来整整一天的时间，把所查到的资料摘抄完毕。回程的公共汽车只有早班车，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婺源休息半天。
下午没事，一身轻松，中午我们在一家小饭店点了两个菜，要了一壶酒（自然是老胡喜爱的黄酒），慢饮细酌起来。饭店虽小，来吃饭的人却不少，打招呼的，客套的，点菜的，以及饭店服务员的应和声交织在一起，热闹得很。只可惜，当地人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问老胡，老胡说，能听个大概，不全懂。这也难怪，一个县还分东西南北音呢，在这里能听个大概就很不错了。尽管听不懂，婺源话的那种语音语调还是很值得欣赏，尤其是一句话结尾的那个拖音，听起来像唱山歌似的，让人忍俊不住。
吃过饭在街上闲逛，信步走进一家文化用品商店。眼睛扫了一圈，原来里面卖的全是文房四宝。看了看，纸是卷着的，笔是套着的，直观一点的，就是砚和墨。墨不是墨汁，是固态的长方块，正面有描金的花纹图案那种。
我们在陈列砚台的那一面柜台前停留下来，面前一溜摆放着大大小小十几个品种，有圆形的，有方形的，更多的是那种近似于椭圆而又不甚规整的弧形砚，有几个大的上面雕刻着鸟兽之类的图案。
店里有两个营业员，一个50多岁的老先生和一个20上下的女孩。老者见我们留意砚台，便笑容可掬地走过来推介：“我们这里的砚台都是上品，歙砚，全国四大名砚之一。“
“歙砚？“我诧异地问，“这里也产歙砚？”我转头看着老胡，老胡一脸茫然，看来他和我一样，也懵了。
“对呀。”老者接过话头，“歙砚的石料，就产自我们婺源的溪头公社龙尾山，所以，歙砚又称龙尾砚。古时候，我们婺源属于歙州，哦，就是现在的徽州，物以州名，因此定名为歙砚……”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说话间，老胡脸挂不屑，家乡的名牌产品，却在这里生根，对他来说难以置信。我倒是相信，老者的话全真无假，瞎编是编不出来的。那时的人，即便是商人，都很淳朴，不像现在，为争个名人名牌，吵得乌烟瘴气。
意外地撞进歙砚的原产地，心里痒痒，便想带一方砚回去。高档的买不起，就选了个最简单的四方砚，8块钱。又花两块钱买了一块墨，两样合起来正好10块钱。四方砚虽然简单，但上面还有个红木盖，光泽鲜亮，看着也还秀气。
这块四方砚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橱一角，那块墨用了两次就没舍得再用，买来时有个精致的小盒子，现在它还躺在那个盒子里。
每当我看到这对砚墨时，便想起我和老胡的婺源之行，想起婺源城郊绵延至远处青山下的油菜花海，想起那逝去已久却又难以忘怀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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