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下）
母亲13岁那年没了娘，姥爷是属于那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穷家薄业，他一不种田二不经商，整天和一群狐朋狗友四处闲逛，是一个谁给他一顿酒喝，他就能把闺女许给人家的主儿。
母亲领着一个8岁、一个5岁的两个兄弟辛苦过活，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她就四处张罗着借，春天去田野里挖野菜，夏天去河里捞鱼，秋天上山采摘些野果子，勉强地供上家里的几张嘴。俩兄弟没鞋没裤子了，她就点灯熬油地补破连烂。异常顽劣的两个舅舅，今天不是把别人打了，就是明天被别人打了，再不就是上树掏鸟窝摔下来时，被树杈刮破了衣服和肚皮，抑或是大冬天的在河上溜冰掉到冰窟窿里去了，整天到处惹事生非，弄得鸡飞狗跳，让她不省心。每次他俩招灾惹祸了，母亲除了上门去给人家赔不是外，还得出面收拾残局。小小年纪的她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尽管生活异常艰辛，但母亲却丝毫没有气馁，从小就养成了乐观向上、待人宽厚的好品性。“说话不紧不慢，吃饭不挑咸淡，待人不分贵贱，得失很少争辩”，这是我和妹妹给母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的概括总结，也是她老人家为人处事的真实写照。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村普遍很穷，孩子多、劳力少的我家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但母亲还是要尽量帮衬别人。“宁愿一人单，不让二人寒”，是母亲的人生信条，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那一年春，冰雪尚未消融，闯关东的彭大娘一家挑着担子进了村，担子的一头是几件简陋的家当，另一头是两个嗷嗷待哺的娃娃。在村口徘徊了许久，彭大娘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要给冻坏了的娃讨碗热水喝。母亲听了，二话没说就把他们一家迎进了门，让到了热炕上，又端来了一盆苞米馇子粥给他们充饥。
“金黄色的苞米馇子粥，配上酱黄瓜，那个香啊！”时隔多年，80多岁的彭大娘回忆说，山东老家闹饥荒，他们被迫闯关东，在东北走了许多地方，人家都不给他们这些“盲流”落户，那天是老天睁眼，让他们来到两趟干遇到了母亲。
为了安顿彭大娘一家，母亲腾出了老宅的西屋，领着姐姐挤到了东屋。“没米下锅，你娘就挖米给俺，没菜吃，你娘就去缸里捞咸菜……”
说起那段岁月，彭大娘忍不住牵起衣襟不停地擦拭眼里的泪花。“直到夏天挂锄，雨水也调和了，俺才在你爹娘的帮衬下压了两间土坯房搬了出去。”
记忆中，我家的老宅好像是“大车店”，大部分时间西屋里住的都是外来户。彭大娘一家搬走之后，又住过山东成武来的张庆坡一家，山东曹县来的张玉秋一家，还有老唐、老桑等等人家，这些闯关东来的人要么携家带眷，要么弟兄结伴而来，无一例外地在我家落过脚。没米没面、缺盐少油都朝我家借，却很少还。等他们在生产队干上一两年有了点家底之后，由父亲出面帮着落了户口，再盖上两间土房才“另立门户”，我家从未收过他们一分钱的房租。做为大队长的父亲从不歧视这些外来户，工分也给得公道，母亲待人热情大度，柴米油盐、针头线脑，有求必应。所以这些“山东人”一个传俩，俩传仨，呼朋引伴地来两趟街落户，很快，我们村就成了“山东屯”。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又成了下派干部和下乡知青们的“据点”。那时候下派干部要在屯子里吃派饭，遇到邋遢的人家他们常常吃不下饭。据木兰县委的下派干部任春华回忆说，她就亲眼看见一妇人刚给孩子擦完屁股，手都没洗就去贴饼子；还有的人家鸡上锅台，狗舔锅沿。这时候，她只能给派饭人家留下两毛钱和二两饭票，一溜烟地跑回我家。“你们家屋里屋外收拾得很干净，大娘人好，每回我饿着肚子回来，她都给我开‘小灶’，焦黄的玉米饼子，又香又甜的苞米馇子粥，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咸菜。”任春华说，刚开始时，她还推辞不受，后来每次回来，不等母亲招呼，自己就去掀锅盖，像是回到了家一样。
当时，从北京来的知青小关等几个姑娘也是我家的常客。她们从太平公社来两趟街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天晚了或者刮风下雨了就在我家住下。一日三餐，尽管是粗茶淡饭，母亲还是变着花样地招待这些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孩子。冬天时，她把炕烧得热乎乎的，老早就把浆洗过的被子给她们焐上，怕知情们晚上饿，她不是炒爆米花就是在灶坑里埋几个土豆；村里的井水碱性大，烧开了有点苦味儿，怕知情们喝不惯，母亲就给她们沏糖水喝；小关说头皮痒了，母亲立马就下地给她们烧热水洗头……
那些年，不论是干部、知青，还是那些走亲戚、赶脚的，甚至是出门讨饭的叫花子，无论贫富贵贱，当他们无处投宿落脚时，只要来到我家，母亲都会笑脸相迎，烧热了火炕，备好了饭菜，热情地留饭留宿，从不求回报。
岁月荏苒。如今,老宅没了，母亲也走了，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与父亲相会。一抔黄土将母亲与我们分开，阴阳两隔，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了娘亲。春风起、秋风落，儿女们的思念也像这风儿一样漫天飞舞。父亲母亲，你们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愿那个世界里没有贫穷和疾病，愿你们在那里相亲相爱，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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