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童年六
到一九五八年，中央正式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使中国在十五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赶超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由620万吨达到1070万吨，到1959年再翻一番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要增产百分之八十，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到1959年再增产百分之五十，由7000亿斤达到10500亿斤。毛主席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
大跃进的统购统销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那时候的票啊、券啊可多了去了，有粮票、糖票、油票、布票、肉票、鱼票，香烟票等，以后还有工业券，有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电视机票等，反正要买什么东西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五花八门的票，各种各样的证。
有一次，我从上海坐船去海门，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候船室，门口有好几个警察和纠察在检查客人的随身行李，查严禁携带的违禁品。因为当时上海的供应还好一点，而其它地方很多东西是没有供应的，所以凡从上海出港的都要通过检查，查出带有大米、油、糖、香烟的，一律没收。我看到在检查口堆放着一袋袋没收来的大米，一个大铁油桶里装的都是没收来的食油。
这时候有一个人肩上背着个大包，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桶，看上去像是带了食油。问；‘是油吗’？回答；‘是’，一个纠察不由分说从他手里抢过他的油桶就往大铁桶里倒，当纠察把空塑料桶还回他时，这个人就问：“同志，桐油也不准带吗？”这个纠察顿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看的人很多，人们议论说，这个人倒是蛮聪明的。这件事的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就要上船了。
上了船，在船上看见很多人站在船舷上往码头上看，只见有一个人被押着站在一个大木箱子上，衣服敞开着，面对着船的方向，脖子上挂着两条香烟，腰的四周夹着好几条香烟在示众。
为了响应党中央赶英国、超美国的号召，全党全民都行动起来了，就连中、小学生都动员起来。那时有一句口号叫高举“三面伟大红旗”，这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时各单位、学校都会以；“三面红旗”是那三面红旗？作为考题来让大家来回答， 当时的回答也很有趣；有的说是党旗、国旗、军旗。还有回答是国旗、共青团旗和少年先锋队队旗。、
在我们学校前面的体育场上，高炉林立，炉火冲天，正在进行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大会战”。因为那时我们国家的钢铁年产量只有620万吨，人均一斤都不到。而小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是一亿吨，人均达到了一吨。这就是我们和人家的差距。而没有更多的钢铁，怎么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呢？所以要大炼钢铁。中央提出钢铁产量要从620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在全国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我们学校的任务是找来破碗、破盆、碎瓷片然后敲碎，据说可以做耐火材料。炼钢没有铁矿石，就发动群众捐献坏铁锅、铁皮，坏的家用农具等，放在小高炉里炼。海门县稍大点的单位都有小高炉，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就这样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大跃进，向土地要粮食，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那时天天在“放卫星”，人们敲锣打鼓的向县政府报喜，说亩产粮食超千斤，隔几个小时报喜的指标都在向上翻番，从亩产超千斤一直向上冲到亩产粮食超万斤，比拍卖公司的报价涨得还要快。
为使粮食增加产量，说土地要深耕，要挖地三尺深。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还要消灭四害。消灭四害也要搞“大会战”，那会麻雀也列为“四害”之一，有人还解剖了麻雀，计算出每只麻雀每天，每年会吃掉多少斤粮食。为了消灭它们，就发动全县人民拿着竹杆追赶，那情景，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呐喊声响彻云霄。麻雀只能不停地飞，飞不动了就自己掉下来。
抓老鼠每个人都有任务，抓住了老鼠要割下尾巴交上去，统计后上报。墙上到处是宣传画，琳琅满目，有“三年赶上英国”、“玉米须冲上蓝天飞机围着玉米转”、“一个南瓜要用船来装”、还有“卫星飞上天，孩子抱着麦子坐在月亮上”……
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大跃进赛诗会”，在比赛中，我一天写了十五首诗，在学校评了第一名，其中一首还刊登在“海门文艺”上，得了几毛钱的稿费，在学校又是名声大振，大家都称我为“大诗人”。而诗的内容，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学校要为人民公社积肥，也搞“大会战”。老师要我们去抓癞哈蟆，把癞哈蟆放在粪池里沤臭当肥料。我抓哈蟆倒是不怕的，只是怕蛇，因为蛇要吃哈蟆，所以蛇常和哈蟆一起出现。我有一个同学，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沙锦能，他却是怕哈蟆不怕蛇，正好我们俩配合一起去，我们抓的倒是不少，可还真的碰到了蛇，吓得我心惊胆战，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时全县还发动群众搞“沼气大会战”。就是在大木盆的盆底钻上一孔，接上皮管，按上开关，把木盆倒扣着放在河沟里，大家拿着长竹扞在木盆下的污泥里使劲捅，河里冒出来的气泡就是沼气。沼气进入了木盆后，只要打开木盆上的开关点上火，就会串出篮篮的火苗，可以烧水煮饭。在那时经常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大会战”。
1958年，我考上了海门县中学。那年，每十四个考生只录取一个，录取分数线以下的到民办中学，没有被录取的就只好到农村去务农了。
到了中学里什么都感觉新鮮，篮球场、足球场都是那么大，还有一长排的教育大楼和办公楼，有食堂、有四层高的学生宿舍楼，这个宿舍楼在那时候是海门县最高的大楼，能住在这里当然感到相当自豪。
从姑妈家到学校要走十多分钟，每天上学要过两条桥。学校的隔壁有一座尖顶的洋房，尖顶上有一个十字架，那就是海门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天主教堂”。
姑妈家后来换租住在了海门县烈士馆对面一条小弄堂的第一家。有时晚上弄堂里会发出一些幽幽的响声，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在清明节前后，这声音出现的频率更高。声音像是在地面上随风滚过去一样，由远处飘来又飘向远处。姑妈对我说这就是鬼叫的声音，晚上千万不能出去，外面有鬼的。
“海门烈士馆”这几个大字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题字，我很喜欢这个字体，经常临着写，海门烈士馆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礼堂，平时县里开大会也在这里，放电影也是在这个大礼堂里。楼上才是一排排的烈士灵位，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烈士。一到清明时节，很多人都会到这里来祭奠，花圈、花篮都放满了。烈士馆的后面有一座用土堆起的小山，我常爬到上面去玩，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海门县城。
中学时我曾在烈士馆听过一次中央共青团委书记胡耀帮总书记作的报告，从上午九点半开始演讲到下午一点多，他的口才相当好，大家都听得聚精会神，在报告中间他插入很多中国四大名著中的小故事，引经据典，风趣易懂，没有一个人感觉疲劳，没有一个人打瞌睡，都伸长了脖子，听得一会瞪眼，一会捧腹，一会满堂掌声，精彩极了。
大姑妈家也在海门，只是离镇上稍远一点，约三里多路，每次去乡下我就像是一个旅游者，边走边欣赏着江南农村美景。这里虽然没有高山，但是有清彻见底，纵横交错的河流，一望无际的芦围青纱帐。春天的麦子，油菜，成了绿色和金色的海洋。夏天的荷花，菱角，薄荷泛起阵阵清香。秋天的玉米，棉花表示着一年收成。
星期天，一有空我就会去乡下玩，走路过去要三十多分钟。在那里我很开心，乡下环境也好，心情特别舒畅。对大姑妈我叫大姨，大姨和姨夫对我都很好。一个宅子上有四户人家，这个宅子叫周家宅，是姨夫在土改时分到的房子。
那时农村在搞“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生产队的食堂就在大姨的宅子上，有一次失了火，烧到了房梁上，到现在还可以看到烧焦的痕迹，每次有人问起，老婆（小时候是我表妹，就是我大姨的女儿）就会说：“这就是‘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留下的纪念啊”。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小孩子，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常常好奇的问：“吃饭不要钱，那大家都不用上班吗？吃得好吗？”老婆总是气愤愤地数落起她的干爹来：“吃饭不要钱！吃的是米粒子都能数得清的稀饭，越吃越稀，越盛越浅，打饭的还是我干爹呢，有一次饿极了央求干爹稍微装满一点点，干爹拿眼睛瞪我让我滚，那眼神我能记一辈子！”农村孩子怕不好养，一般都会认个干爹干娘的，两家从此会成亲戚，关系比较密切，老婆认的这个干爹，经过这场“吃饭不要钱”的考验，当然无法再亲密啦。
大姨宅子上有一个叫周永生的，他和我年龄相仿，长得又高又胖，可摔跤就是打不过我，他抱着我摔，但我只用脚一勾，他就倒了。每次到乡下我就和他一起玩。后来，我到江西后听说，一次他到崇明去打工时被高压线触电身亡，死的时候才二十八岁，还没娶亲。
这个宅子原本应该是他们家的，叫周家宅。他母亲姓周，是地主的女儿，说是地主，其实不过是有四间房，几亩地而已，土改时四间房分掉三间大的，我大姨，姨夫的两个同族弟弟各得一间，他们自己家留得一间最小的，位于这排房子的最东边，所以我们称她母亲为“东边屋里干娘”。（老婆和周永生的姐姐互认了对方母亲为干娘的）不过，周永生和他姐姐都是他母亲领养的，而且永生和他母亲的关系总是不和，他母亲对他不是很好，所以他死后很多年，人们谈论起他时，总是一阵唏嘘。
周永生的养母在抗日战争时，曾掩护过一个被日本鬼子追杀的新四军战士。解放后，这个当年的新四军现在已经是解放军的团长，还特地找到了宅上，本想和永生的养母结婚的，可是对方已经有男人了。
大姨的宅子四面环水，特别漂亮，大家称这种环着宅子的河沟叫四汀宅沟，宅子后面是竹林，在那里可以钓鱼，夏天我还跳到河里洗澡。这条宅沟的水很清，宅子上的人用水、吃水都在这条河沟里。河边上可以摸到很多田螺。有一次我到河里去摸鱼，手伸到一个洞里摸到了一条长长的，滑滑的东西，我以为是蛇，吓得我赶紧逃到了岸上，他们说这肯定是黄鳝。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还可以吃到田里刚采来的甜糯玉米、甜瓜、甜芦素（海门人叫芦季），是一种类似甘蔗，但比甘蔗细，甜味和甘蔗各有千秋，非常好吃的植物，海门人到现在也都习惯每年种植它。乡下真好。姨夫是个特别忠厚老实的乡下人，对谁都非常好，对我更是疼爱，时不时会送好吃的东西到我学校门口来，立夏和端午节从不遗忘会送蛋和粽子给我，虽然只能送一，二个，但在那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稀罕的，也是他们自己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这样一比较，我就觉得在小姑妈家不舒服，主要是吃不饱，所以我全力要求到学校去住宿，小姑妈终于同意了。能住在学校四层楼的宿舍里，那是海门县城最高的，也是唯一的高楼，本来就是我渴望的。我被分配住在三层楼的一间宿舍里。在学校早上是吃稀饭，打稀饭的师傅用勺子提上来时，同学们都会齐声对工友喊着：“手不要抖，手不要抖！”因为手一抖稀饭就会少一些。那是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
在学校才住了几个月，刚开始过了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却好景不长，因为学校下了通知，要求在校寄宿生一律要把粮油关系转到学校里，但是，我的户口、粮油关系都是在上海的，学校不让我这个“上海人”在海门读书，只能又转学回上海。
回到了上海一时又找不到接收的学校，父亲想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家住在泰同栈“炮台湾”那边，（就是现在的船厂路）开了一个酱油店，可能是一个知识份子，不太懂经营，所以生意做得不大好，父亲曾经资助过他。他在自已家边上办了个小学校，学校只有四五间旧房子，门前有一座小庙，好像是土地庙，还有不少人在烧香膜拜。那时他又刚办了个中学，在“其昌栈”路北边一个比较荒辟的地方，叫“其昌栈中学”，所以父亲就安排我到这里就读了。因为是刚办，只有一个年级，我只好重新又从初中一年级开始。
这个中学在其昌栈路的北面，靠近黄浦江边上，冷冷清清的，只有几间平房，两三个老师，三四十个学生。有一个小操场是用煤渣铺的地，边上用竹篱笆围起来。
上海的中学那时就已经有英语课程了。我记得在学校上的第一课就是英语课，由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先生教，他一进敎室就“台斯克”，“克拉克”，“脖拉那”，“英个里西”叽叽咕咕的讲了一大通，同学们一句也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在大家瞪着大眼都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先生说：“我刚才讲的这是英语，也叫英格里西，是国际通用语言，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英语课。”接着就把刚才说的几句英语用中文翻译出来。又A、B、C、D的开始教英语字母，大家都感觉很新鲜，对第一课学的那几个单词，到现在我都背得出来。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学过汉语拼音，这些字母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对英语学习的悟性也不高，所以在中学时也就只学了几个简单的单词。
回到上海读书的时间不长，同父母生活在一起也有点格格不入，父亲上班回来同我从来没有什么语言交流，最多是讲些大道理。有一次，他要我站立在他身边，问我：“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弄得我莫明其妙，不知所以。然后他开始讲：“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同我差不多高了，已经懂事了，像我这么大时我都自己闯天下了……”那时我刚上中学，才十四五岁，我不明白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暗暗盘算着，是不是他们不养我了？要我独立生活了？是不是我应该离开这个家了？
在家里我感觉不到父母的亲情和温暖，好像海门、上海都不是我的家。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怕又做错了什么事使父母不高兴。看到别人家里亲亲热热，孩子和父母淘淘气，撒撒娇，可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亲情。
记得从我幼年时就没有感觉到家的温暖，好像总和别人家不一样。在父母床边的梳妆台上有一个“康泰牌”饼干的铁盒子，一到晚上父母以为我睡着了，就拿了饼干吃，我就睡在他们床边的地板上，只能蒙着被子装睡。他们从来不会叫我一起吃一次饼干，我有时嘴馋了见他们不在就偷偷拿一两块吃，还不敢多拿，怕他们发现。
一次父母出去看戏，门一锁把我关在了家里，晚上我一个人开着收音机慢慢睡着，第二天一早还没见他们回家，我拿着口袋里唯一的五百元钱，打开窗子，用一根线从楼上吊下去，向对面大饼店买了一只大饼一根油条，绑在线上吊上来。那时的油条和大饼都是二百五十元钱一个，就是现在的二分五厘。我真的感觉我好像不是他们亲生的。我羡慕对门根路家虽然条件艰难，三个孩子在他们母亲的呵护下日子还是过得有滋有味、相亲相爱。
母亲天天要我做这做那，洗衣、洗被子、补衣服、补袜子、擦地板、买煤球，什么都干。邻居家看了都说，“培基像个女孩子，什么都会做”。母亲还天天在我耳边唠叨，家里的油、盐、酱、醋、米、煤球，这个少啦，这个没有啦，还不断唠叨谁家的儿子多孝顺啦，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啦，而你还在家里吃闲饭，我心里可难受了。
因为我早就听几个邻居讲过我是领养的，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就问父亲：“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在我死之前一定告诉你”。可是，一直到父亲死了，我还是没有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恐怕我这一辈子都无法解开这个谜了。
1959年，我十六岁，也就是我们国家的“自然灾害年”最严重的时候。初中还没有读完，正好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上海来招人，街上的高音喇叭每天都唱着《洪湖水浪打浪》和《江西是个好地方》这两首歌，望江里弄居委会里有一个小干部找到我，这个人原来是上海造船厂的工人，因吊车翻车，工伤压扁了脸，调到了里弄工作。他动员我去江西，还给了我报名单，我问他到江西那里是做什么的？他说：“你先去那里学习，然后再找你喜欢的工作”。我看到报名单上有一项“有何爱好和特长”，我塡上了“美术”，他又说：“你喜欢画画，江西有庐山，风景好的不得了”，于是我就偷偷拿了家里的户口薄，瞒了父母在里弄里报了名。
没有几天通知就送到了家里，父母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当天吃了晚饭母亲说：“听说棺材店老板的儿子就在江西工作，我带你一起去问问看”。到晚上母亲就带着我去了南边的棺材店。他们的儿子硧实是在江西南昌工作，说是很不错的，还一直寄钱回家。江西是吃大米的，不会不习惯的。母亲听了很高兴，就回家了，父亲则叮嘱我：“去了再苦也不要跑回来，不可以打退堂鼓，要不怕吃苦，我现在也算是国家的干部了，你半路回来是要有坏影响的，以后我就不好做别人的工作了”。
从此，我走上了一条终身难忘的路。
1960年12月25日下午，随着《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声，居委会送我去了上海北火车站。上海这边送，江西那么边接，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不要自己动手办手续，迁移粮油户口，不要自己卖火车票，我只提了个小木板箱子，就这么走了，要离开上海了。
那一年我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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