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朱子

陶扬鸿

尊朱子

周之衰也，平王东迁，尧舜文武之政教陵，孔子忧之，而修六经，教艺于洙泗，集群圣之大成，而学者皆折衷于孔子，维大纲于不泯，延文武之余泽者，孔子之功也。宋之弱也，高宗南渡，管商佛老之异端恣，朱子忧之，而注四书，讲学于武夷，集群儒之大成，而学者皆折衷于朱子，崇正学以复兴，辟佛老之淫辞者，朱子之功也。孔子，三代之至圣也，承黄帝以来之政学，开秦汉以后之文化，而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朱子，三代以后之大贤也，承孔子以后之学术，开元明以后之理学，而朱子为儒家理学之中心。前后辉映，后世莫及焉，孰得而妄议哉！

善哉黄勉斋之状朱子也：“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曲训，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斋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相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贤而无疑矣！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礼，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事业，则州县之设施，立朝之言论，经纶规画，正大宏伟，亦可概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有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灿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辞未备，亦必沈潜反复，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着为成书，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圣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彰，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泯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深浅，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辩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

利之私。二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其害岂浅浅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沈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辩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姿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

黄东发《日发》曰：“《六经》之文皆道，秦、汉以后之文鲜复关于道，甚者害道。韩文公始复古文，而犹未必尽纯于道。我朝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尝尽发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书》，开示后学，复作《易本义》，作《诗传》，面授作《书传》，分授作《礼经疏义》，且谓《春秋》本鲁史旧文，于是明圣人正大本心，以破后世穿凿。《凡例》谓《周礼》周公未必尽行，于是教学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无预，提挈纲维，疏别缓急，无一不使复还古初，《六经》之道赖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为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复以文集为矣。然其天才卓绝，学力闳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其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慨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犹化工之妙造也。”

鹤山魏氏曰：“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屙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

熊勿轩《考亭书院记》曰：“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统。羲、轩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历叙道统之传，为帝为王者千伍百余岁，则尧、舜、禹子于冀也，汤、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丰也。自是以下，为霸为强者二千余岁，而所寄仅若此，儒者几无以借口于来世。呜呼！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人心无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极乎！《七篇》之终，所以近圣人之居而尚论其世者，其独无所感乎？呜呼！由文公以来，又百有余岁矣。建考亭视鲁阙里，初名竹林精舍，后更沧洲。宋理宗表章公学，以公从祀庙庭，始锡书院额，诸生世守其学不替。龙门毋侯逢辰灼见斯道之统有关于世运，故于此重致意焉。岁戊子，侯为郡判官，始克修复，邑令古澶郭君瑛又从而增辟之。乙巳，侯同知南剑郡事，道谒祠下，顾谓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养乎！’书院旧有田九十余亩，春秋祀犹不给，侯捐田为倡，郭君适自北来，议以克协，诸名贤之冑与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为田五百亩有奇，供祀之余，则以给师弟子之廪膳，名曰义学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孙朱沂充书院山长，既殁，诸生请以四世孙朱椿袭其职。侯白之当路，仍增弟子员，属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书来曰：‘养可以粗给矣，而教之不可以无师也！’谓禾犹逮前闻，俾与前贡士魏梦牛分教大小学，盖有甚欿然者。既又属禾记其事，其将何以为词？重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其文则有《小学》、《大学》、《语》、《孟》、《中庸》、《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图》、《书》、《西铭》传义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学者学此而已。今但知诵习公之文，而体用之学曾莫之究，其得谓之善学乎？矧曰体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门人蔡氏渊尝言，其晚年闲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养敦厚，人有不得窥其际者。盖其喜怒哀乐之未发，蚤闻师说于延平李先生者，体验已熟。虽其语学者非止一端，而‘敬贯动静’之旨，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呜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学，何足以窥其微哉！公之修《三礼》，自家乡至邦国王朝，大纲小纪，详法略则，悉以属之门人黄氏干，且曰：‘如用之，固当尽天地之变，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风气，损文就质，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来取法矣。呜呼！古人为治之大经大法，平居既无素习，一旦临事，惟小功近利是视，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泽乎？秦人绝学之后，《六经》无完书，若井田，若学校，凡古人经理人道之具尽废。汉犹近古，其大机已失之矣。当今治宇一统，京师首善之地，立冑学，兴文教，文公《四书》方为世大用，此又非世运方升之一几乎？邵氏《观物》所谓‘善变之，则帝王之道可与’者，以时考之，可矣。诚能于此推原羲、轩以来之统，大明夫子祖述宪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训是式，古人全体大用之学复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今公祠以文肃黄氏干配，旧典也；从以文节蔡氏元定、文简刘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体用之学，黄氏其庶几焉！余皆守公之道不贰，其侑公也实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囗之南溪，父吏部韦斋先生仕国也。公蕴经世大业，属权奸相继用事，郁郁得展。道学为世大禁，公与门人益务坚苦，泊如也。庆元庚申殁于考亭。后十年庚午，疆场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孙浚以死节着。呜呼！大圣大贤之生，其有关于天地之化、盛衰之运者，岂可以浅言哉！夫子之《六经》不得行于再世，而公之《四书》乃得彰于当代，公之身虽诎于当时，而公之道卒信于其后者，天也。过江来，中州文献欲尽。自左丞覃怀许公衡倡明公学，家诵其书，人尊其道，凡所以启沃君心，栽培相业，以开治平之原者，皆公余泽也。方侯创义学，东平袁君壁适以臬事至闽，访求公后，表浚二子林、彬于省，长南溪、建安二书院，奉韦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旧宅，恳恳为语诸生小学入门之要，尤以师道不立为忧。既而金华陈君公举司文吴会，为冑学征藏书，考寻文献，且欲于此继成公志，以复《六经》古文为属，诚讵典也，而必欲有。天道循环，无往不复，欲观周道，舍鲁何适？正学一派，亟起而迓续之，则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之太平，当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远乎！”

明中，阳明以天纵英才而疑朱子格物之误，宗象山立乎其大，而以致良知为主，学者乃以阳明与朱子对立，宗朱则必非王，宗王则必非朱，庸人之呶嚣，恶知朱王之关系哉！嗟夫！新儒家之崛起，实心学之独盛也，而心学又以阳明为宗，朱学无与焉。近世学者毁朱子极，多为詈骂，乃以小人之诬加朱子，文致其丑，而朱子遂蒙大诟，百年无与正名，虽庸人而敢訾也，鄙夫而敢辱也，某窃不平焉，与之辩，然何足以尊朱，世人习染成锢，孰能知朱子之学哉！而为王学者亦贬朱子，至若牟宗三之狂悖，乃判朱子为岐出，陆王反为正，异说兴，正学替，欲挽此风而正大纲者，其在兹乎！其在兹乎！为阳明学者，尊阳明而贬朱子，乃至讥诮朱子，是不知朱子，亦不知阳明者也，阅阳明之书札《答徐成之》有云：“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恶在其为支离者乎？……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又曰：“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阳明亦初学朱子者也，阳明一生五十几，三十七岁之前，皆宗朱子，其受朱子影响非浅也，龙场独悟，遂疑朱子，然未尝诟朱子也，其责朱子，责贤者之失也，岂若今之狂夫无赖乃以小人之心测朱子乎！晚而复称朱子之功，而后世王学者不察焉，妄议朱子支离，讥朱子之学浅，是足尊阳明乎？阳明且不敢轻议朱子，而为阳明之徒者，敢轻议朱子乎？徒狂妄不知忌惮耳！且学阳明者，不可越朱子也，越朱子而学阳明，心学所以流为猖狂也。

或曰：朱子学浅，为明太祖所崇，而享尊位耳。余曰：朱子之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包罗万象。阳明，船山皆尝受其染，而船山受朱子之染尤大。船山至晚年六十几岁转宗横渠，之前宗朱子，其子王敔谓其“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虽转宗横渠，亦尊朱子。阳明船山虽与朱子不同，而其学与朱子关系之密，不可忽也。朱子、阳明、船山可谓秦汉以后儒家三杰。曰：朱学乃新儒学第一阶，然最浅薄。余曰：朱子集宋代道学之大成，恶得云浅？阳明不及朱子，如华山之与泰山也。朱子虽有不足，然为后人所难逾。朱子，泰山也，程子、张子、阳明、船山，四岳也。孔子以后，朱子领袖群伦，定道德伦理之教，功比泰山，孰得而妄议乎！阳明等群儒攻朱如墨翟等诸子非孔也，岂能损其日月之明哉！若牟宗三之判朱子为别宗，犹蚍蜉之撼大树耳。

呜呼！孔子当衰周，哀礼乐之坏，而修六经，以承先王之道；朱子当弱宋，愤佛道之猖，而注四书，以继往圣之学。孔子之亡也，而弟子编《论语》以传世；而朱子之生，乃亲编《近思录》以诏学。欲闻圣人之言，必取于《论语》；欲观贤人之言，必取于《近思》。位皆布衣，而胸怀天下，包揽古今，并以博学多艺垂教四海。尧舜文武周公五圣之政教，而孔子集之，微孔子，王道几乎息矣！周张二程康节五子之学术，而朱子集之，微朱子，道学其将衰矣！三代以上，圣莫至于孔子；三代以后，贤莫及于朱子。胡今人多不察也！董子劝汉武帝尊孔，而道术定于一；当今孰能尊朱子，以定理学之纷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