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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的大学同学来自河南各地，说普通话带着各自不同的口音，有时这种口音也被带到英文中去。我来自河南最南部，讲话带有南方口音，有些音完全发不准，譬如sh，n和l，甚至是f和h。在这里我要尤其感谢我的精读老师王云英，她带着全班同学，从最基本的音标开始，一个一个地纠正。到最后全部学完后，她在黑板上写下所有音标，然后点同学依次起来读，然后把每个同学存在问题的几个音记下来，课下针对每个同学的弱项进行专门指点。正是在她的严格指导下，我得以改掉了以前发错的几个音，并巩固了其它的音，为今后讲好英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任何语言中，口音都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问题。更多的时候，一个人的口音，往往能透露出他的出生地、教育背景甚至是社会地位等其它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争相模仿皇室口音(Queen’s
English)。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前都只招聘讲纯正RP(Received
Pronunciation)口音的播音员，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接受带有苏格兰或威尔士口音的人士，但相比较而言，他们的人数要少的多。很多人喜欢收看或收听BBC节目，固然因其节目制作精良，但同时也因为其口音十分动听，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的大学老师，绝大部分都讲北美口音的英文，譬如上文提到的王老师就是如此，大约因为她早年曾在加拿大留学。除此之外，我们的几个外教也全部来自美国或加拿大。在大学四年里，我们的专业课中，有差不多一半的课程是这些外教教的。因此，很自然的，我们也都被训练成北美口音，或者至少是偏北美口音。大四的时候，我曾经去听过一场演讲比赛，其中有一个选手讲的是英国口音，我立即被英国口音的抑扬顿挫所折服，从此开始模仿英国腔的历程。到我工作时，有一次跟一个盐湖城来的美国人一起工作，我们刚聊两句，她就说：“你讲英文带有英国腔！”我还满自得的。现在我已经好多年不听VOA了，倒是常听BBC，希望有一天能够讲一口BBC腔调的英文。
语音语调就像是一个人的面孔，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我在各种不同场合听过很多人对CCTV9“对话”节目主持人杨锐的评价，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其实真正懂英文的人，都知道他的英文功底要比另一个田姓主持人深厚得多，可是就因为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中国口音而遭人诟病。我在工作过程中，也碰见过许多翻译，翻得不错，就是发音很不好，听了让人很不舒服。我很庆幸，在我的大学时代，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遇上一个好老师，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九
念大学以前，我是一个十分害羞的少年。家里来客人我都尽量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就随便打个打招呼，妈妈觉得我不懂事，总是责怪我。进了大学，看到高年级的同学在各种活动上口若悬河，落落大方，英文中文收放自如，内心羡慕不已。不过，我也就临渊羡鱼而已，并没想过退而结网的事。
真正让我觉得必须结网是在一次座谈会之后。刚入学的时候，我们辅导员时常会找些比较优秀的师姐（印象中我们上面那两届好像根本没有学习好的男生）跟我们座谈，几个新同学围着一个师姐叽叽喳喳，师姐作为过来人替我们答疑解惑。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问：“总是不好意思张口讲英文怎么办？”师姐说：“要知道，我们学英文的，以后就要靠这张嘴吃饭，你怎么可以不张嘴？”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那个时候刚入学，工作的事情还不在我的日程上，不过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这一辈子，很有可能向师姐说的那样，要靠这张嘴吃饭了。我想我必须开口讲英文，——心理障碍就这样瞬间突破。
我开始不满足于每周一次的口语课了，课间也会跟同学用英文聊天。到了周末，还会跟同学结伴去学校旁边的绿城广场英语角去练英文。记得那里有一个小姑娘不到10岁，已经可以讲流利的英文，让初来乍到的我自惭形秽。后来外文系楼下有了一个更大的英语角，我就不怎么去绿城广场那个了。外文系楼下的英语角是在每周五晚上，在忙碌的一周结束之后，没有比去英语角更好的放松方式了。我一吃完晚饭，就雷打不动去那里找人聊天。如果说前面两年我去英语角的主要目的还是练习英文的话，后面两年去那里，更多的则是为了聊天本身，因为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好朋友，每周五晚上是我们固定的约会时间。我跟这些朋友保持了长久的友情，一个商学院的师兄，一个法学院的师兄，一个澳大利亚留学生，到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我们聊学习，聊生活，偶尔也聊爱情，一个晚上不知不觉过去了。到最后夜已阑珊，人们渐渐散去，我们仍意犹未尽，直聊到宿舍快要熄灯才恋恋不舍地道别。我的很多个周五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
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单纯美好的时光。印象中，在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反而似乎更加迫切。等我毕业的时候，外文系楼下的那个英语角，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反而是后来到了北外，发现北外的英语角小的要命，参加的人大部分还都是外校的或者社会上的，北外学英文的学生似乎根本不屑参加，这让我深感失望。
十
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我就开始靠英文赚钱了，当然赚的都是小钱。跟很多大学生一样，我主要是靠做家教挣零用钱。
我的第一个家教是系里推荐的，教城西一个即将升初中的六年级小学生英文，每周两次。因为是初学者，所以比较容易教，小孩也进步得快。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我激动得要命，揣着200块钱，觉得自己携带了一笔了不起的巨款，回程的路上，把脚踏车登得飞快。快到学校的时候，花1块钱买了一根天冰香芋葡萄雪糕犒劳自己，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这个小孩升初中之后，我就没再教他了，不过暑假过后我有打电话给他父母，问他升初中考试考得如何。他父母说他英文考得很好，将近满分，但是语文数学考得不理想，最后没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我一方面为他遗憾，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教书能力有了一点自信。
后来又断断续续教过好几个学生，其中教得比较长的，只有一个郑州外国语中学的学生程颖毅。我从大二开始教他，每周一次，直到考上研究生离开郑州。我刚开始教他的时候，他13岁，刚上初一，我19岁。这个少年脑袋瓜十分好用，不过因为刚开始接触英文，跟我当初一样，被英文和中文之间的巨大差异搞糊涂了。基于本人当初的经验，我就着重讲两点：一是国际音标，二是句子成分。刚开始进度比较慢，不过一旦把这两个重点掌握了，进度就开始明显加快。我于是就开始给他讲一些课本之外的语法知识，他往往也能很快接受。到最后，常常发生我准备的内容不够用的情形，因为他实在太聪明，我计划花一个小时讲的东西，结果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全明白了，搞得我颇有些尴尬，而他有一阵子似乎也对我有些不耐烦，大概觉得我耽误了他的时间。不过，总体而言，我们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父母对我很好，我一直心怀感激。我离开郑州的那年，正好他中考，英文考了全班第一，顺利进入外国语中学的高中部，我感到欣慰。来北京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但是研究生两年联系不是太多，后来工作之后，重又频繁起来。很遗憾，他高考成绩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选择了去澳洲留学。他妈妈带他来北京体检的时候，我们又见了面，那时候他已经19岁了，跟我当初教他的时候一样大。这几年，他每次从澳洲回国，只要我在北京，都会在我家小住几日，跟我俨然已经是老朋友了。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的外教Amy把我介绍给了一个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帮他翻译一些有关黄河治理的资料，同时带他妻子和小宝宝去公园溜达，帮助她与中国父母交流育儿心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翻译，因此印象深刻。暑假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我在教室里抱着几本大字典，花了好多天才把那份资料搞定，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做翻译的难处。因为没有电脑，最后还是请打字员帮助打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任何翻译技巧都不懂，翻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怎么样。不过幸好那位专家懂中文，最后会对我的译文进行润色。跟她妻子逛公园对我来说相对轻松，只需要翻译他跟中国父母之间的对话，不过也还是会碰到难处。譬如有一次，一个中国人谈到孩子缺钙的问题，我却一时想不起钙在英文里怎么说，只记得在化学元素中缩写是Ca。好在外国人立即明白我说的是Calcium，没有搞得太尴尬。还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老者用粗毛笔蘸水在水泥地上专注地练书法，外国人问：“Does
this feel like meditation for you?”在我的大脑中，meditation就是冥想，于是就直接翻成：“你这么写字是不是跟冥想感觉差不多？”那个老者疑惑地看着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觉得自己真是可笑。meditation固然是冥想的意思，可是显然用错了地方。对于公园里的闲聊，“冥想”这个词是太过文绉绉了，老人当然听不明白。换作现在，我大概会翻译成：“大爷，你这么练字是不是跟佛教里的坐禅感觉差不多？”他保准能听得明白。
在大学里做兼职工作，第一个意义当然是让我部分地自立起来。虽然还是要靠父母帮我掏学费，但依靠奖学金和兼职工资，我已经差不多可以养活自己，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书报和衣服。我甚至用暑假里挣的钱给妹妹买了一辆自行车，还给家人买了些衣物。另一方面，兼职也让我深深体会到赚钱的艰辛。找到一个兼职本已不易，除了少数兼职是系里老师帮忙介绍，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要靠自己。自己怎么找呢？只能在学校门口举一个牌子，等待雇主，并跟身旁的同学竞争有限的机会。找到兼职之后，依然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譬如有的学生很难相处，或者有的父母利用大学生的单纯少给工资，诸如此类，我都遇见过。不过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提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对我们的成长并不见得是坏事。
十一
我念大学那会儿，外文系还很小，专业只有英文和俄文两个语种。俄文是隔一年才招一次生，我们那一届碰巧没赶上，63个学生全部都学英文。
我一开始还颇为没能考上更好的大学而耿耿于怀，到后来也就渐渐释然了。学校的名气固然重要，因为学校的名字会跟随我们一辈子，可是跟学校的名气比起来，有没有学到真才实学是更为重要的。如果能够一举考上名牌大学，当然是可喜可贺；然而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考上名牌大学，也不必自怨自艾。只要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结果都是一样的，除了学校的名字。
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也许没有办法同某些名牌大学相比，但是我们的老师大都非常敬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其实我觉得本科也还是打基础的阶段，只要老师的知识足够教学生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定是博士才行。比他们的学位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具有敬业精神。我应该算是很幸运，虽然没有能进入一流大学，但是却有幸碰上了一批敬业的老师。没有他们，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
由于我们本身不是一流学校，老师和学生都非常谦卑，不会目中无人。老师很显然也意识到学校的名气可能对学生的未来产生影响，因此非常鼓励我们考研，每年都会找上一届已经考上研的同学跟下一届即将考研的学生交流经验。多年下来，外文系形成了考研的风气和传统，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考上研究生，其中很多都是北外上外之类的名校。
大二下学期我就买了一本《考研圣经》,考研的决心是很早就下了，至于考哪个学校我却一直摇摆不定。本科在综合性大学上的，深深感到外文系作为少数族群的孤独；研究生的时候，就想找个专门的外国语学校，可是全国范围内就有北外、上外、广外、外交学院等多个外语院校，看上去哪一个都不错，实在让人举棋不定。我找来各个学校的考试题目，发现北外的题目最适合我，基本没有客观题，大部分都是翻译和阅读，要求考生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百科知识才能得到高分，而其它院校往往都要考词汇和语法结构这种我觉得很低级的题目。再有就是北外毕竟是国内资格最老的外语学院，名气也是最大的。我高考考得不够理想，而北外当时也不通过高考这种正常渠道在河南省招生，只在郑州外国语中学招少数几个学生，往往还都是小语种，所以即便我考得很好也还是上不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上雪耻了，我想。
虽然确定了北外这所学校作为我的目标，可是具体选哪个院系的哪个专业，我又开始踌躇了。北外除了英语学院招研究生之外，高级翻译学院也招。英语学院又分英美文学、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美国社会与文化、英国社会与文化、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等专业。我本科虽然读的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实际上除了课本上的选段，没有读过几本文学原著，对文学了解不多。语言学，在我看来是十分枯燥的一门学科。在我们系，语言学和词汇学是选修课，可以二选一，我选了词汇学。除掉文学和语言学，我能选的，只有翻译和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我先买了几本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参考书，又写信给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索要美国历史书（因为我在郑州买不到），大使馆文化处热情地给我回信，说他们通常不赠书给个人，只赠给外教和大学图书馆，不过从我的信中，他们可以看出我一定会好好地利用这本书，所以破例给我一本，并祝我能够如愿以偿考上北外。我在信中提到北外的时候用的是官方译法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他们给我的回信上却直接用的是北外的拼音，可见在美国大使馆，北外也是相当有名的。
我接到书之后颇有些兴奋，但是读了前面一部分之后就觉得还是翻译比较吸引我。当时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叫刘冰，正准备考北大国际文化交流专业的双学位，看到我要了一本精美的美国历史书，也跃跃欲试想要写信索要。考虑到人家在信中说过“通常不赠书给个人”，她知道再次索要的希望渺茫，不免有些失望。当时我们同学中，包括我只由两个人决定考北外，我很希望拉她“下水”。有一天，我跟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考北外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你。”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了。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好履行诺言，假装慷慨地把书送给她了。谁能想到，就是这一本书，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我把书送给刘冰之后，就开始把精力转向翻译了。英语学院和高级翻译学院都有翻译专业，不过英语系侧重文学性翻译，高级翻译学院侧重非文学性翻译。我一开始倾向于考英语学院，后来又觉得它们的考题太过文学化，不太适合自己，于是复又把目光转向高级翻译学院。我们上一届外文系有两个师姐考进去（他们那一届高级翻译学院招收了16个人，包括保送生，其中有2个公费的，我的一个师姐就是其中之一）。我想也许可以从他们那里打探到一点内部消息和经验之谈。就这样，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我把目光锁定在了北外高翻学院。
十二
就在我已经决定了考北外高翻学院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们系每年有两个保送研究生名额，一个保送到本系，一个保送到中国地质大学。我原本没想过自己能够得到这个资格，因为我每次都是二等奖学金——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体育课总是托我的后腿。我从小体弱多病，上学又比同龄孩子早，更显得比同学要弱小。体育课一直都是我的软肋。每次上体育课，别的同学兴高采烈，只有我内心忐忑不安，生怕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低得不能再低——能考及格就好。偏偏我大一上学期就没考及格，害得我不仅要补考，连获得奖学金的资格都一并失去了。这段经历曾经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宿舍抬不起头来，觉得同学们都在笑话我。扯远了，总之，我想说的是，大学四年里，体育课成绩大大拖了我的后腿。我们系授予奖学金的时候，是从来不分专业课和非专业课的，所有科目的成绩加起来，从上往下排，年级前两名是一等奖学金，接下来大概五六个是二等奖学金，然后还有十来个三等奖学金。我除了头一年没得到，其他几年都是二等。一等奖学金往往都被女生拿走，她们体育课经常能得到90多分甚至满分，一下子跟我拉开30多分的距离。我除了自叹弗如，也没有别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最初我根本没想到保送研究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原来我有所不知，系里推荐保送生的时候，是不计非专业课成绩的，只计算前三年专业课总成绩。这样一来，我的排名一下子飚到年级第一，前文提到的刘冰同学排第二。面对从天而降的机会，我们两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原本坚定的心，又开始犹疑起来。其实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一方面不愿意在郑州大学再呆三年，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另一方面，又对考研的前景有些担心，不知道自己能否通过这一重大考验。我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爸爸的意见是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强烈建议我接受保送，这也不奇怪，他从来都是一个保守求稳的人。妈妈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支持我，她说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结果我们两个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接受，辅导员就找我们谈话了。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他认为我和刘冰都有实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研究生，希望我们能够把保研名额让出来，给另外两名代表我们系参加全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同学，因为他们为演讲比赛付出了太多时间，无法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其实呢，我本来也是倾向于放弃保研的，不过被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很不舒服。不舒服也没有用，既然辅导员已经替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们唯有接受。当然，我们内心里其实并没有太计较，毕竟我们都有更远大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我们也说不准，但是没有退路了，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向目标进发。
尽管我大二下学期就决定要考研，但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行动。我只是按部就班地把该学的东西学好，反正语言这东西，急也急不来的，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才是正道。大山说：“Learning
any language is a 10-year project.”深以为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可能突击的。后来我真正开始为考研准备的时候，几乎没有花时间在基础英语和翻译上面，全都精力都放在政治、二外（法文）、综合考试（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国际政治）上了。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前三年的生活，我到底是怎么过的，脑海中只剩下模糊的印象；大四那一年，尤其是第一学期，却十分清晰。那几个月，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三，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为考研做准备。当然，我从来都不是那种特别刻苦的学生。我的一些同学可以从早到晚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以同一个姿势看同一本书，看到熄灯还不罢休，要再跑到长明教室继续看，这一点我绝对做不到。我总是看一会儿政治，看一会儿古代汉语，然后再看一会儿法语或者英语，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看中文杂志消遣，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注意力的集中，每看两个小时就要去教室外面走走跳跳，再回来继续看。有些时候，我一整天都看不进书，就暂时逃离教室，跨上我的破单车，跑到郑州旧书市场去淘旧书和旧杂志。大学四年我曾经无数次往那儿跑，用很低的价钱淘到很多珍贵的旧版书和过期杂志。不过一回到教室，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在用功复习，我就不免觉得自责。
在所有的考试科目中，我最害怕的是政治，其中又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关系》四门课。我每天抱着政治书看啊背啊，都不相信我能在考试之前看完它，那本书实在是厚得出奇。我的同学都去参加各种政治补习班，我舍不得花钱，没有参加，只买来一本习题集做做了事。除了政治补习班，北外还专门为英语学院和高级翻译学院的考生开设了一个汉语培训班（因为我们的综合考试中有40分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题目），我更是无法去北京参加，只借了刘冰的笔记拿来看了看。至于法语和国际政治，我都很感兴趣，准备起来就轻松多了。
就这样，从2000年9月到2001年1月，准备了大约5个月之后，到了考试时间。那个冬天很冷，郑州下了很大的雪，多日不化。上学期结束之后，不考研的同学都回家去了，我们还留在校园，做最后的准备。之前的期末考试我有一门课没答完就到了交卷时间，因此关于研究生考试，我对自己的要求只有一个：尽最大努力，答完所有题目，至于结果如何，已经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还好，两天半的考试过去了，一切顺利，我完成了对自己的要求，答完了所有题目。北外的考题看上去不多，可是如果管理不好考试时间，也容易出现答不完题目的情况。刘冰恰恰就是这样，大概她太希望答得完美无瑕，在前半部分花了太多时间，基础英语一门考试中最后一大篇翻译（占40分）只答了2/3就被迫交卷了。
考完试回家过年，父母问我考得如何。我说我不可能考得更好了，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依然考不上，那只能证明我能力不够，今后也不会再考了。反正考不上还可以找工作，我不想再依靠父母了，早点工作也没什么不好。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十三
我安心地在家度过了本科时代最后一个寒假，回到学校，开始找工作，做两手打算。
我和刘冰参加了本校的一个大型招聘会，投出去几份简历，也没抱什么希望。没过多久，我们两个都收到了一家留学中介公司的面试通知。这家留学中介公司位于郑州中心商业区的一幢高层写字楼里，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面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笔译，另一部分就是面谈。笔译没什么难度，就是翻译一篇留学方面的文章。面谈的时候，主管问我近年有没有留学的打算，我说没有，他也没有再追问什么。面谈结束后，我和刘冰交流经验。她说主管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也回答说没有，可是主管意味深长地对她说：“现在没有，很快就会有了。”过了几天，主管通知她去实习，我没有得到通知。
回到学校不久，我腹部出现间歇性绞痛现象，开始没当回事，后来越来越严重，没办法只好去医院，查出有肾结石，医生要我多喝水、多运动，我遵医嘱行事，但还是没什么用。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那天，我痛得下不了床，几乎无法参加考试，可是一想到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又不甘心放弃。等我好不容易三步一瘸两步一拐挪到考场，老师已经在发考卷了。我在尖锐的疼痛中完成了上午部分的考试；到了下午，疼痛竟然消失了。
考完之后回到宿舍，听同学说上外和其他一些学校已经公布考研成绩了，我的几个同学都考得不错。我就决定也给北外研招办打个电话问问成绩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打了一通，占线；又打了一通，还是占线；有点恼火，决定最后再打一次——竟然接通了！我认定自己忙乱之中拨错了号码，于是赶紧挂断，重又小心翼翼输了号码，再次通了！我颤抖地询问自己的成绩，研招办的老师说我总分385，基础英语80，翻译76，综合考试88，二外82，政治59。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的总分相当高，在已经知道分数的同学里面是最高的，通过国家的总成绩分数线应该没有问题。可恨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居然只考了59分（我们宿舍一个跨专业考国际法的哥儿们根本没看这门课却考了79分），如果国家对政治的最低分数线划定在60分，我的所有努力将会因为这一分之差而顿时化为乌有。同学们安慰我说，政治分数线应该不至于到60分，要我别紧张，可是我无法不忐忑。很快，我的腹部又开始疼痛起来，吃止疼片也无济于事，痛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我去医院做了微波震荡手术，打掉了一个稍大的石头，肾里还剩下两个小的。我在床上躺了两天之后，康复了。
好在我的紧张和忐忑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国家分数线很快公布了。谢天谢地，政治分数线是55分，总成绩分数线是315分，我远远超出了分数线，只需等待面试通知。刘冰虽然基础英语一门只考了60多一点（因为没答完题目），总分却也考到360分之高，我衷心为她祝福。
没料到她的面试还在我之前，比我早了10天。她先于我去了北京，我觉得她肯定没问题，因为和高翻学院比起来，英语学院的面试淘汰率算是相当低的。她回来那天晚上，我约她一起吃饭。见到她的那一刻，她哈哈大笑，说她没考上。我见她那么开心，认定她在开玩笑。13个人里面选11个，我相信她肯定不是剩下的那两个人之一。不幸的是，她正是那两个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山东的女孩。至于原因——如果有原因的话——大概就是因为她基础英语考得不够高，而这门课在所有科目中的含金量又是最高的，也是老师最看重的。后来我到了北外，正好跟一个学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的学生同居一室，从他那里打探了一些内部消息。他说他们老师偏爱男生，而且跟应届生比起来，更偏爱有工作经历的人。果真如此的话，刘冰没能考上也就不奇怪了。
10天之后，我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车票，踏上了去北京的夜火车，心里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压力。
十四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看到北京的样子。虽然已是春天，刚走出火车站还是感觉异常地冷。火车停靠在北京南站，离北外相当远，我一路走一路问，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北外。我去找我师姐，她们不在宿舍，大概上课去了。我就绕着北外周围闲逛，在魏公村那边找到一个廉价旅馆，要了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每天40块，里面已经住了一个老头和一个小伙子，看上去都很和善。
晚上我去北外找师姐一起吃饭，她们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不算保送生，这一届共有45个人通过国家划定的分数线，全部都被邀请来参加面试，最后只要21个，而这21个里面只有3个公费生，其他人全部自费。虽然我之前就对高翻学院的面试淘汰率有所耳闻，但绝对没料到有这样高，超过50%，这个数字让我发抖！师姐还告诉我，我在45个人中笔试成绩排名第二，但是按照北外高翻学院的传统，到面试这一关，笔试成绩要清零，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试成绩是终极决定因素，只有两个人面试成绩相同才会比较笔试成绩。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我的两位师姐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头一年，她们两个笔试成绩一个380多分，另一个只有350多分，最后两个人都通过了面试，不过却是350多分的那个得到了公费资格，另一个380多分的却要自掏腰包，当时的学费是一年1万2千块。
回到旅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如果说我以前还梦想着能够考个公费的，此时我觉得能上个自费已经是万幸了。如果我也跟刘冰一样失败而归，该如何向父母交待呢，又如何向同学老师解释呢。同屋的小伙子找我聊天，问我来干什么，我说面试。他说隔壁房间里面有两个女生也是来面试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他说不知道。于是我就去隔壁敲门询问，果然那两个女生也是来参加高翻学院面试的。我们兴奋地聊了起来。从聊天中得知，两个女生一个姓汪，以前在北京工商大学读书，后回到安徽一所大学教书，当年已经是第二次考高翻学院，终于得到面试机会；另一个女生姓田，湘潭大学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同学，2006年通过联合国中文编辑考试，是我们同学里面第一个通过联合国语言类考试的。跟她们聊了一会儿天，我觉得我的紧张情绪被大大缓解了。于是回到我的房间，洗漱，早早地入睡。
第二天早晨，我又早早地醒来了，心里依然微微有些紧张。我拿了收音机去北外的小花园里听广播，拿了一篇文章朗读，想先热热身。之后，我决定给爸爸打个电话。我告诉他，今年来面试的人很多，我很有可能考不上，连自费的也考不上。我想提前给爸爸打个预防针，让他先有个心理准备，万一我真地考不上，他不至于太惊讶，而如果考上了，那就是惊喜了。爸爸安慰我说，你去都去了，还想这些干什么，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是了。
面试开始之前，我们被召集到一个教室里休息。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聊天，既兴奋又紧张。有些同学连我们要考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坐在我前面的白燕飞，笔试第一名。面试分为三个部分：视译、复述、问答。这个程序我是知道的，因为《考研圣经》上有写，我也跟师姐问过，来北京之前曾经对自己做过些许针对性训练。
前两部分在语言实验室考，每个人有一盘磁带，我们的声音会全部录进磁带，供老师考核。视译的材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总干事的一篇演讲。虽然我也做过少量视译练习，不过因为没人指导，不知道该拿演讲辞做练习，都是拿报纸上的新闻做的，二者有很大区别。此外，当时对联合国也知之甚少，连UNDP的最高长官Director-General（总干事）中文官衔都不知道怎么说。文章倒数第二段是一个特别长的句子，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拆开。准备时间只有3-4分钟，老师说“开始”之后，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讲话。我左边的一个女生讲话声音非常大，有些影响我。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硬着头皮翻，不记得我当时把Director-General到底翻成了什么，反正除了这个，一路都还算顺利，没有卡壳。到了倒数第二段那个长句，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刚开了一个头，就发现这个句子没有办法结束，只好倒回来重新说，结果再次陷入僵局。那个时候一点视译技巧也不懂，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感觉没了，就只能僵在那里。我大脑一片空白：完了，我肯定考不上了！身边的同学都还在大声地翻译，我沉默了几秒钟，看着磁带依然在匀速前进，没办法，只好又第三次向长句发起冲击，这次很走运，竟然把它顺下来了。等我刚翻完最后一个句子，老师就说“停！”。好险啊！
稍事休息，便是第二场，复述。老师放磁带，我们听两遍，边听边做笔记，然后将整篇演讲复述出来。这篇演讲是联合国辩论上的一篇发言，讲的是谁来监督新闻机构的问题，中心思想是“Who
watches the watchdogs?”。我听得很明白，想着一会复述的时候使用总分总的结构，把逻辑讲得更清楚一些，结果真地等到复述的时候，我把这个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说的每一个单词都收录在磁带里，再想从头开始已经不可能，这就叫覆水难收吧。我也顾不得多想，就继续复述下去了。这次我领先了一些，复述完了好一会儿，老师才说“停”。
考完这两项，我的自信心已经完全崩塌了。有人问我隔壁那个讲话特别大声的女孩考得如何，她极有自信地说：“很好啊！”（事实上最后她没考上。）我一听到她这样说，更加觉得无望。
我们又被带回先前的休息室。老师给我们每个人编了一个号码。英文问答部分我们被分成两组，单号在一个教室，双号在另一个教室，但是又说1-4号同学不分单双号，都在同一个教室考。我恰好是5号，也就是说我是分组之后的第一个，心里纳闷，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前两项做得都不满意，我对自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到这一环的时候，反而一点也不紧张。
前面4个同学考完之后，6个考官分成两组。老师带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准备好。我只好退出来，继续等待。过了几分钟，他们终于准备好了，我再次进去。我那一组，主考官是中英同传界赫赫有名的加拿大人杜蕴德(Andrew
Dawrant)——后来念书时我们就叫他小杜，还有另外两名中国老师。我跟他们礼貌地打招呼，然后谈话正式开始。一开始问题还比较简单，无非就是做个简要的自我介绍，然后说说我为什么想要做翻译、认为一个好翻译应该具备什么素质、我是否具备这些素质、我的强点和弱点各是什么、有没有做过翻译、有没有听过别人的口译等等。这些问题相对而言都算简单，我回答得非常流利。只是说起我的弱点时，我说我的词汇量不够大，并且举例说某次口译中不知道“钙”这个词怎么说。小杜立即反问我说：“什么东西含钙比较丰富？”我举了大豆和牛奶作为例子。他又问：“缺钙会造成什么疾病？”我说：“大概骨头不会很结实。”他还不罢休，继续问我说：“你知道osteoporosis（骨质疏松症）这个词吗？”我一听到这个词以osis结尾，而且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中，猜想一定是软骨症之类的意思，但是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个词。”接着，在回答是否做过翻译时，我提到曾经给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做过翻译。小杜就紧接着问：“黄河水利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省级的？省间的？还是国家级的？”当时离我给这位专家做翻译已经相隔差不多一年，我实在想不起来关于这个机构的太多信息，就随口说：“我不大清楚，可能是省级的。”小杜步步紧逼：“那你觉得一个省级机构能够解决的了治理黄河这样的问题吗？”答案很明显，当然是“不能”。小杜又发问：“那你觉得黄河沿岸各省之间应该怎么样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是实在是太过宏大，我就开始打太极，笼统地说了一番上下游省份之间应该通力合作云云，试图混水摸鱼蒙混过关。小杜果然火眼金睛，岂能让我溜之大吉，他继续问：“In
what way?”这可把我逼到墙角了。因为时隔一年，有关黄河治理的那些专业名词我几乎都快忘光了，只还隐约记得water
detention, silt, dam等少数几个词，便说：“譬如上游省份可以用淤泥筑成大坝，这样既可以蓄水供农业灌溉；也可以使得下游省份免遭洪灾之苦。”这下小杜才终于放过我。又问：“河南是早期传教士活动的地区之一，请你谈谈河南省的宗教自由。”这个倒不难回答，我先是用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在河南，正像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宗教自由是受到宪法保护的。”然后又举例说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座清真寺，回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我从没听说他们受到过任何干涉。小杜又问：“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请你谈一谈河南省的治安状况。”我告诉他郑州的治安相当不错，至少我们学校附近不错。他又问：“河南省有很多文化古迹，你觉得应该怎样保护这些文化古迹？”我记得当时洛阳龙门石窟正在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便以此为例，说这是一种好方法，这样不仅可以呼吁河南人和中国人来关注这些古迹，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来关注它。回来我跟同学讲起这些问题，他们都说俨然把我当河南省省长对待了。除这些问题之外，小杜还问了一些与时事有关的问题。记得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当时中国和美国两架飞机在南海海域的撞击事件，小杜要我各用30秒钟的时间陈述中美两国政府的立场，并且不要夹杂任何主观的评价。我去面试的前一个星期正好在《21世纪报》封面上看到这条新闻，而且中美两国的立场被总结得清清楚楚，列在一个粗体的黑框内，我毫不费力地在一分钟之内把两国的立场表述出来了，然后小杜又就此事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都记不大清楚了。或许因为我是分组之后的第一个，我占用的时间格外长。不管内容如何，反正都回答地挺流利，反应也还算快。这一场交锋下来，我又觉得自己也许还能上个自费的。
考完这一部分，基本上就算完事了。不过还要被叫到一个小图书室，跟老师用中文聊聊天，主要看看考生的普通话有没有严重口音，算不上正经的考试。老师只问我们头天晚上睡好了没有、最近读了什么书之类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早已经放松下来了。
面试结果要到第二天下午4点才能知道，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到高翻学院来查。
十五
考完之后无事可做，我和隔壁房间的汪姓与田姓女生决定出去玩，这样即便考不上也不算白来一趟北京。汪先前在北京工商大学读过四年书，对北京很熟悉，义不容辞做了我们的导游。我和田都是第一次来北京，自然就去了游客必去的天安门和王府井，在王府井教堂门前的广场看到一群玩滑板的少年，非常酷。回到旅馆已经相当晚了，同屋的小伙子和大爷问我考得如何，我说不怎么样，很可能考不上。他们要我乐观一点。
本来第二天上午我和隔壁女生约好去别的地方玩，但是下午即将宣布面试结果这件事让我们都失去了玩乐的心情，最后我们就在旅馆里面聊了一个上午的天。从聊天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工作之后再考研是多么困难。汪和田都是顶着学校的巨大压力参加考试的。汪已经是第二次报考，如果这次考不上，按照她和学校达成的口头协议，她以后永远都不能再报考了。而田完全是瞒着学校参加考试的，如果被录取，也还要跟学校好一番交涉才可能被放行。汪姓女生说：“如果我没考上，请你们千万不要安慰我，否则我会大哭的。”我深深懂得这句话的分量。
等待是种煎熬。吃过午饭，实在百无聊赖。我决定蒙头大睡，好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一觉醒来，正好快到4点。我起床去找隔壁房间的两个女生，结果她们都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高翻学院，因为她们两个都相信我能考上而自己考不上，觉得一起去会丢脸。无论我如何解释自己面试表现得很差，她们都不肯相信我，说至少我的笔试成绩排第二，再不济也能上个自费的。我跟她们解释说笔试成绩已经清零，大家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她们还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奇怪的很，虽然我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她们两个却对我充满信心。
时间在我们的争论中一点一点地流逝。我见实在说服不了她们，就决定先去旅馆门口等着，让她们以为我走了。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果然听见她们从旅馆里走出来。看见我还在门口，她们大声尖叫，又想折回头去。我说：“走啦！再不走老师都下班了！”她们两个才终于同意一起走。从旅馆去学校的那条巷子并不长，我们却走了很久，每个人的心情都沉重得无以复加，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
我们才刚走到电教楼的门口，碰见一个正在往外走的学生，对我说：“你是陈建军吧？你是公费的。”说完就旋风似的跑掉了，留我一个人呆在那里。我不认识那个学生，不知道他怎么就认出了我，我实在不敢相信他的话。两个女生听见那人说我是公费的，更加不愿意跟我一起进去。我只好一个人惴惴不安地走进电教楼。刚走到楼梯口，就看到广外来的白燕飞。她见到我就说：“恭喜你！你是公费的！”我问她怎样，她说她也是公费的。后来我从师姐口中得知，白燕飞笔试第一名，面试也是第一名；我笔试第二名，面试也是第二名。
此时，我已经基本相信我考上了，不过还是要去楼上跟老师确认。我到达的时候，走廊和办公室里面也挤满了人，气氛十分严肃。老师一看见我就说我是公费的，可是我根本没办法兴奋起来，因为身边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还有人在抹眼泪。因为当时只确定了两个公费生，就是我和白燕飞，第三个名额尚未确定，有两个学生的表现不相上下，考官们一时无法判断要把这个资格给谁。我们到达的时候，考官们依然在隔壁房间听两个人的磁带，试图找出哪一个人犯的小错误更多。我想幸亏我不是那两个人之一，要不然该多么紧张啊！这时，我听见有学生不甘心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小心翼翼地问自己有没有可能是第三个公费生。不知道老师觉得被冒犯还是怎样，劈头盖脸地对他说：“我告诉过你了，你没考上！自费的没有你，公费更不可能有！”经这么一说，那个学生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勇气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悄悄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汪和田也来了。田得到自费生资格，但是汪很遗憾地被淘汰。我遵守诺言，没有去安慰她，在那个时刻那个地点，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汪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我们也不敢去追她。等我和田回到旅馆，发现她早已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不辞而别。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但一直记得她的样子，短发，圆脸，风风火火的，不大像南方人。
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和田游了北大和清华，用我的傻瓜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到现在都还保存着。
十六
从得知面试通过到秋季开学之间的这几个月，大概是我一生中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大量地看小说（《挪威的森林》就是那时候看的），继续在外面做家教，没事跟同学打打乒乓球，一丁点压力都没有，只等9月来临，去梦想中的学校读喜欢的专业。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禁不住羡慕当时的自己。
而我的同学们，除了少数考上研究生的，都在忙着找工作，其中就有坐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刘姓女生，为考研花的心血比我们谁都多，报的学校也并不是什么名校，最后却名落孙山，我一方面为她感到惋惜，另一方面觉得有些愧疚，因为跟她相比，我简直算是不劳而获，没有太用功，却考上了一个好学校。只能说，学语言，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天分的吧。
刘冰则踏上了另外一条路——留学。她在那家留学中介实习了一段时间，本来是帮别人办留学，结果却是很快把自己给办出去了，正应了当初面试时主管的那句话，当然她父母的资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开始她告诉我她要去法国留学，我还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当时我的同学中选择留学的人并不多，没想到她却是动真格的。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她的申请材料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她选择了法国南部的一所学校，专业是酒店管理，用英文授课。
9月份，阳光依然强烈，我回到北京，注册入学，见到新同学和新老师，接触到新课程，一切都很新鲜，令人兴奋。我现在依然记得上课第一天，高翻学院院长王立弟对我们说：“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不要以为自己是学英文的就不重视中文；也不要以为自己是学口译的就不重视笔译。”王立弟这个人争议性很大，我对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苟同，但他的这句话我却是记住了，随着阅历的增加，越发觉得有道理。如果有一天我当老师，我想也会对我的学生重复这句话。
月底，刘冰经北京去法国，约我在北外校园见面。我们在西院花园里聊了一个下午，她情绪还不错，并没有因为北外是个伤心地而沮丧，对留学生活充满期待。我从此再没有见到她，直到8年后的今天。其实后来我工作之后出差去日内瓦，本有机会见面的，但是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功。不过这不代表我们没有交流，相反，她在法国的几年中，我们之间的联络要比我和任何同学都要多，反而是她回到中国之后，我们的沟通渐渐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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