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宦海见闻录
明清时期是中国官场文化发展到了极致的朝代，而其中又以清朝为最。
从1644年满清入关，清王朝建立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灭亡，大清朝的封建官场经历了200多年的浸淫，里面各种漏规、潜规则、酱缸文化层出不穷，倒叫我们这些后来人不禁咋舌，奇哉怪也！
在诸多描写清代官场文化的书中又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优秀，作者张集馨对整个清王朝中层官场，描绘的淋漓尽致，记载了许多有趣的内容所谓流摊、舞弊、贪污等各类记述层出不穷，作者宦海浮沉三十年，做过一方大员，也曾被革职流放，可以说是晚清官场几十年的最好的见证者之一，可惜本书内容颇为琐碎，还是用浅近文言写的，少了许多文学性，做不了小说来看，但作为史料笔记却是极好的。
这书里面记载的许多关于官场故事，却足以让我们这许多后来人，一窥晚清官场之全豹了。
（一）贪污是官场的规矩，你可不能坏了
别敬真费钱
张集馨
张集馨三十岁考中进士，当年是庶吉士（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才有可能成为庶吉士，十分清贵的文官位置），按清朝的规矩庶吉士必须进翰林院。
你别看在清朝翰林名气大清贵的很，但这个官可没实权，也不好捞钱，也叫做闲散的京官，那个时候的翰林基本都借债度日，所以说叫穷翰林嘛，结果这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时候，这张集馨突然被外放了一任陕西督粮道。这可是天下道府第一肥缺。
哎哟这个时候张集馨就犯愁了，为啥呢？因为没钱上任。那个时候张集馨在家丁忧三年，刚刚起复，钱都花完了，这要去上任可得花不少钱。
这个时候就要说一下清朝官场的规则了，那个时候在京城的官员是没什么钱的，工资又低，也没什么油水，别说过体面的生活了，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地方官则个个肥的流油，各种摊派、加收一个个是赚的脑满肠肥的，好在京官对地方官的升迁影响大的很，那咱们就做个交易嘛！
过个三节两寿（元宵、端午、中秋、孔子诞辰、塾师生日，其实泛指节日）的，地方官你还不得孝敬孝敬，而且这些孝敬还各有眉目，冬天的叫“炭敬”，烧炭的费用，夏天的叫“冰敬”，消暑的费用，进门的叫门敬，各种各样不一而足花样繁杂年年都有。
《春明梦录》书中记述：“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这里指的清朝中央级衙门及官吏收受礼的陋规有“冰敬”、“炭敬”、“别敬”。所谓“冰敬”，是为消暑而送的礼，算是个防暑降温费吧；所谓“炭敬”，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孝敬礼，算是个防寒保暖费吧。冰敬与炭敬都是以官场惯例的形式存在的，而这样的惯例还不仅于此。外官出京，也要给京官送上一笔“红包”，称为别敬。所谓“别敬”，是地方官奉派出京或到中央述职离京时要给有关官员送的礼，有师生关系的门生还要向老师、同年馈赠的礼。
《春明梦录》“冰敬”、“炭敬”、“别敬”是个什么行情呢？从史料看，冰敬与炭敬没有具体标准，但基本原则就是地方官员不能太小气，必须保证有福同享。只有“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才能当好官、发好财。
张集馨这种要去上任之前自然少不了要上下打点，就得奉上一种特别的敬意叫做“别敬”，意思就是现在要上任了，分别的时候我要意思一下，你这又是远近闻名的肥缺哦，这你就不能把意思意思弄的不好意思了对吧。
于是张集馨那真的叫大举借债，张集馨还把这些款项记了下来：广东洋行九千两年息九厘，山西钱庄错款五千两，同年好友借款三千两，共计一万七千两，这些钱没几天就花完了，等到上路的时候又没钱了。恰在这个时候岳父大人来京养病，向张集馨来借钱啊，两千两这边自己还空着锅呢！哪有钱借给你！一咬牙，我送你三百两，就这老爷子还不太高兴。
本书记载，他向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六部尚书、都御吏、侍郎、大九卿、同乡、同年、世好等赠送的“别敬”，在1845年任陕西粮道时送了1.7万两；在1847年任四川按察使时送了1.5万两；在1849年任贵州布政使时送了1.1万两；在1850年任河南布政使时送了1.2—1.3万两。按官职的肥瘦程度看行情送。
肥缺的钱也不好赚
再来说这陕西督粮道这官是干嘛的呢，主要是管粮食，粮道有东西两座粮库，从头年五月开始征收到第二年上报奏销，共计征收大米、小米、豆类、小麦共计二十万石。而每年发给兵丁的口粮只有十九万石左右，督粮道之所以是远近闻名的肥缺，就是因为这一万石的盈余。
这一万石粮食大概有多少呢，清代的一石粮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五十斤左右，一万石就是150万斤，换算成现在的粮价，大概是二三百万元人民币，这还没考虑那个时候粮食的购买力。有人觉得这也不是很多啊，还肥缺呢！但你要搞清楚，这不属于贪污受贿来的，虽然不合法，属于灰色，但是可以放心放入腰包的收入，至于其他可以收受的规费，远不止这么点了贪污这件事从古至今都是没有上限，上不封顶的。
但你别忘了，官场是个整体，怎么会有那么好赚的钱，这官场里要两种力量，你都得赔着小心伺候，一种是能够造福的力量，比如自己的上司；另一种则是能够祸害你的力量。这两种力量你谁没打点好，你这陕西督粮道都干不下去。
比如督粮道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搞招接待，遇有官员过境的时候一律由粮道接待，西安地处交通要道，来往新疆、西藏、甘肃、四川都要经过西安，所以这地方迎来送往就特别频繁。
迎来送往的督粮道
官客到了西安，粮道就随将军或者巡抚等在官厅接待，等到官员们回到官署以后就派人到处询问官员的称呼，下请帖，然后开始宴席，每次都要请两个戏班，上席五桌，中席四桌，上席必须有燕窝和烤乳猪，中席必须有鱼翅和海参，在西安大活鱼很难得，一条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每一桌都必要有一尺长的大活鱼一条，其他如白鳝、鹿尾等，都是很难弄到的美味，但也必须想方设法弄到。不然别人都说这督粮道小气，如果这名声传了出去，你也就不用在官场上混了。
这还不算完，等酒席吃完，官客要走的时候还要，视官职大小送上盘费，据张集馨所说，每次宴会的花销除掉送的盘费不算，都要三百两银子以上，至于送的盘缠程仪那就更不会少。
其他如副都统、总兵过境一般只送吃的，不举办宴会，如果是关外的章京（相当于秘书的小官）官职虽然小但一般都是有着大人物的信件，也要送点吃喝、盘缠意思一下，总的来说大宴每月都有，小应酬则是天天都有。至于逢年过节，那花销打点更不用说，此外，还有给京官的冰敬炭敬那也是少不了的。
你以为这就完了？远没有，不只是迎来送往的宾客需要送吃喝送银子，大头兵丁也得送，因为能祸害你嘛。
八旗兵丁的粮食，每月分八次到粮库支领，领米的时候由一名军官带领士兵到粮库支领。这一天粮道衙门还要准备一桌酒席招待来领米的官兵，并且派委员陪同赴宴，每月八次，次次如此。如果酒席让这些兵油子觉得酒席不够满意，那你就完蛋了，给你把事一闹，不打发点银子，你照样过不去。至于绿营兵，每月只麦子、大豆直接打发了事，倒是不费什么口舌。
另外将军和都统家人基本都会在粮库任事，或者说白了吧，挂个名按月领钱，这个基本是常态。
督粮道说是肥缺，但各级官员分润之下，其实也剩不下多少。总计每年花在招接待上的费用，加上地方官给京官的，冰敬、炭敬各项费用总共算下来至少五万肉，这还不包括各级官员过来打秋风的在内，如果不收别的银子，粮道每年的油水也就六万两，张集馨上任的时候支出了一万七千两银子，他就当了一年的督粮道，合着这当了一年的粮道下来里外里来亏了七千两，当然这也就是张集馨不善敛财，要换别人，几十万两都赚回来了也说不定。
所谓陋规
前文所说，清朝的各类陋规，规矩复杂，种类繁多。担所谓陋规，就基本上是规矩，既然是规矩，你就只能按照规矩来，不能多得也不能少得，比如每场宴席的标准，不能多，也不能少，任何一个地方少使一两，都会让你很难混下去，因为人家觉得你小气，做事不地道。
同时，任何地方多使一两银子，你都麻烦了，这等于是哄抬物价，任何没多拿上这一点好处的人都会说你这人不地道，这种行为会把你害死的。
所以以前上下两任官员交接的时候，历年送礼的账本那是非常重要的，接任的官员愿花几百两来买前任的账本，交接的好，你能少送很多银子，要是交接不好，那你这任官员当的也会很麻烦。
方用仪江西南昌人，时任陕西督粮道
一个有意思是事情是，在张集馨就任陕西督粮道的时候，前任粮道方用仪一想要走了，该我得点钱呗，就在走的时候买了四千石谷壳掺进了粮库里，张集馨接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因为也没瞒着别人，这事基本都是公认的，从里到外大家都知道，等于是路上都有人传的事情。
张集馨自然不肯接这个摊子，之前的代理粮道刘源灏就劝这个张集馨说，你还是把这个字签了，库中的粮食不会少的，现在方用仪已经回江西了，你再把他找过来，还坏了官场规矩，但如果把这担接了，你很快就能把这四千石收回来，何必呢？张集馨无奈只能接任。
所以你看为什么方用仪不掺三千石，不掺五千石偏偏掺也四千石，因为掺多了也不行，掺少了也不行，你拿个合适的数，大家都能接受，所以官场上有一个通行大家默认的规矩，这就是陋规。
陋规是腐败吗？毫无疑问，但各级官员，都没什么办法，因为要混下去你得送陋规，要送陋规你得收陋规，不收你就没钱送，送多少收多少，你都说了不算，这得靠市场行情决定，所以不止明清官场，历朝历代的官场，这类陋规都不在少数。
（二）地方政府确实没钱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过这种收入往往都是官员自己的收入，那是一分不会往外拿的。至于说政府的公帑那是长年亏空的，别说个别穷省穷县了，那历年的亏空是不会少的，就算是粮道衙门这种天字第一号肥缺，那亏空也是不会少的。先不说像方用仪那种人故意制造的亏空了，历任积欠也是不会少的，比如陕西粮道这个官，陕西上下官员没有一个不认为粮道是美差。既然是肥缺那就是好筹码，可以用来交易，也可以用来酬劳给自己出过力的人，或者让出去做为收买人心的手段，所以实际上历任代理粮道的人都知道自己干不长，就只求中饱私囊，根本不会有什么长远点的政绩打算，历任粮道交接都会有亏短，这基本是一种默认的规矩，而亏短的细粮就直接用粗粮作抵（细粮贵而粗粮便宜）数量虽然一样，但价值可远远不同，以至于到了张集馨上任的时候细粮缺口将近七万石，假如有一天亏空到没有细粮发放的时候那肯定事情就大条了。
粮道衙门是出名的肥差尚且如此，一般的地方上的官员的亏空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集馨在外放陕西督粮道之前，还放了一任山西朔平知府，山西那个地方真是穷乡僻壤，连年的蝗灾旱灾。当然官员自己的好处那是不会少滴，知府每年该收的陋规那也不少，但公帑亏短的银子也是不会少的。
像这种穷地方，地方官油水少，就容易把眼光盯向公帑银子，比如，张集馨在接任朔平知府前，前任知府走的时候就把库存的七千两军饷提用了。以至于到了张集馨手上居然没有钱发饷，只好先垫付，不过前任知府这事做的明显坏了规矩，张集馨把报告向上一打，那家伙还是乖乖把银子退了回来，至于追究，呵呵，千里做官只为财嘛，张集馨自己的原话是，缺口已经堵上，也就不再深究，毕竟以后还要在这个地方混，犯不着为这件事得罪顶头上司，你说前任知府没人罩着敢做的这么过份吗？
这种前后任交接之后故意的亏空贪污也还算是少数，更多的亏空是官场默认的规则，叫做流摊。这种亏空才是真正要命的事情。
对于底层的小官来说最难的其实是应付从上面下来检查。
只要上面有检查的，地方迎检就得大出血，尤其是有政治任务的时候，比如朔平府就总要应付省里的飞蝗查办事务，这些人吃拿卡要，加上下面人上下其手使些小动作，府里面想不亏空都难，其实以上说的都是各类计划外支出，还不包括正税造成的亏空，有人会说正税怎么会造成亏空呢？其实这对于富地方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对地穷民贫的朔平府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本身就是没什么钱的穷地方，如果是丰年，那地方政府的运营还能勉强维持，而到了欠年可能连办事员的公资都开不出来，但该收的税还得上交朝廷，所以地方官为了自己的政绩该上交的还是足额交给朝廷，那就只好剜肉补疮了借新债还新债了。
像朔平府这种地方丰少欠多，等到上一任地方官员卸任的时候新旧帐是无法想抵的，所以前后任官员这个时候就只能商量好，用今后赋税逐年补上，这就叫做流摊，所以整个官场几乎没有那个在任是不亏空的，当然大多数流摊基本都不会有下文，因为新接任的官员自己也会有各种亏空，所以亏空只会越来越大。但新接任的官员想要不认这亏空也不行，因为这几乎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你要是不接这个任还向上报告的话，所有人都会认为你不懂规矩，引起公愤你这官也就不要想做了。
整个清朝官场那个时候真的是远处不亏空，但官员生活还是很好的大鱼大肉伺候着，反正是公帑，你也拿不回家，那就吃呼喝喝嘛！
至于官员们自己该收送的陋规那是规矩，则是万不能短少的，不然你在官场是一天都混不下去的，而这种事和官员个人的品行没有一毛钱关系，好坏要想混下去，都只能这么干。
（三）从清末官场看政治生态
事实上张集馨这本年谱里真的是写透了晚清官场的官生百态。
从底层的百姓来看，官场永远是官官相护，其实不对，哪有什么官官相护，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我为什么要护你呢？这一点从张集馨的自传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有一年张集馨做了一任江西布政使，这个时候他已经是部级的高官，去总督府上拜访的时候要送门包，也就是进门的意思，门房嫌张集馨这银子给的成色不够直接就给丢出去了，一个部级官员诶，说的红包被一个门房丢了出去，这事说出去谁信，但这在当时也没人才以在不了的。
从此看官场的勾心斗角也就可以想见一斑了，至于前文所说的挖阴沟使绊子，公帑私用那就更不再少数。但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官场中官员官官相互都不愿为民做主呢？
因为当一个系统不断的自我膨胀之后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生态、一个利益团体，一股庞大的力量。
在这种力量面前别说体制外的人当然觉得这股力量是一个整体难以撼动，连体制内的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庞大的力量，只能跟着这股力量定下的规矩走。
这不是你一个人为官清廉不贪不占的事情，有些事你眼里容不得沙子，自然就干不下去。我们现在说曾国藩算是一个好官了，但这好官也刮地皮，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张集馨在他手底下做江西布政使，（这里插一句清朝的官制，在清朝省一级的官员里有两套行政班子，一套是布政使，主管民政和财政又称藩司，另一套是按察使，主管刑律和官司，又称臬司，所以清朝总会出现藩台、臬台的称呼，指的就是这两个衙门的主管领导），张集馨初来乍到不知道虚实，就问曾国藩要不要请朝廷拨下军饷。你猜曾国藩怎么说的？“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像海绵里的水，用力挤挤总会有的，而向后上奏请拨款惹皇上不高兴就太不值了”（当然那个时候清朝也没钱可拨）所以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那真叫刮地皮啊，可劲办法捞钱，当然那些是没办法要剿匪嘛！所以你看就连曾国藩人品这么好的人刮起地皮来照样不会手软，更何况其他的贪官污吏了。
所以晚清那些年，你可以看到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态，就是当这个系统已经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形成的保证这个系统继续运行下去的一系列，或明或暗的规则，从外面看上去可能会觉得荒谬，但对这个系统里的人而言，也不过是跟着这个官场规则走下去。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看懂一些看上去很荒唐的事情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对于是一个官僚系统而言“稳定压倒一切”至少在我的任内不要出事，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贪不贪，贪多少倒在其次，所以事实上清王朝官员的贪腐要么不抓，要么一抓一片。
比如乾隆的时候甘肃冒赈案的贪污巨案，一查发现整个甘肃官场都分了这笔银子，基本一人不落，你能把他们全杀了？全杀了谁干活，所以乾隆皇帝不得不重划生死线，贪污三万量银子以下的，接着干，不然人都要杀完了。
其实这种事情也好理解，官场这个系统一旦形成生态，那就有一个既定的规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陋规，所以上上下下的分润基本就是共识，你可以看到，官员之间真是有一种默契，你什么官位该拿多少，各位官员心里都有数，在这种“大家”的共识下，怎么会有人幸免？
张集馨所是少有的有良心的官员，宦海浮沉三十年，该收该送照样不能幸免何况其它？
清朝的官场如此，几千年的中国官场又何尝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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