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常常被人取笑,50岁的年纪,60岁的容颜,稀松的花白头发,把头顶暴露的一览无余,人们戏谑地称她为“聪明绝顶的光头强”。
她是个苦命的人,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
母亲家中兄妹众多,外公是个打铁匠,外婆在集体公社挣工分。15岁时,她放弃了满分优异的成绩,下学帮外婆操持家务。20岁时,父母相亲,一个在大街的右面,一个在大街的左面,走一遭,远远地望了一眼,就定了婚事。
母亲是个强势明理的女人,父亲是个老实孝顺的男人。算命先生说,两者不和。母亲不信命。
此后,父母结婚后的十年,我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否美满。我还没有出生。
小时候,我怕母亲。她总是隔三差五地生病。病痛仿佛具有传导性,母亲头疼欲裂,呕吐不止地在床上打滚,我也在一旁痛哭流涕。我害怕看见母亲生病的样子,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凌乱的头发下露出浮肿的眼睛,我甚至忘不掉她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眼神。我做好饭,给母亲盛了一碗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妈,你多少吃点儿吧,说不定会好些……”,她总拉着我的手说,你去找个锤子把我的头敲碎吧!病魔就这样纠缠了她几十年。母亲病好的时候,是个严母,不苟言笑,说话总带着三分高音,中规中矩地束缚着我们的小心思。我害怕被母亲看穿,也从不敢多说一句话。
母亲一生节俭。她从未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而我们全身的行头也都是出自她的巧手。春秋的布鞋,多是泡沫底,又轻便又舒适。冬天的棉袄棉裤,装的都是当年的新棉花,既平整又暖和。闲暇时候,母亲还会给家人织围巾、手套、毛衣等,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件勾勒着两只花蝴蝶的毛衣,上面缀着我的名字。还记得,多少个夜晚,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手轻轻一拨,脚也跟着上下踩轧,缝纫机就咯噔咯噔地响了起来,这声音显得沉重吃力。母亲就盯着手中的布,按着缝中一针针地走过。我觉得好玩儿,也偷偷地踩了几下,可是,我既做不到手脚并用,也做不到眼疾手快。开学在即,母亲给我做了一个帆布包,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大红色的布面上绣着朵朵小花,四四方方的空间装的下我所有的书本。可是,学费可不能大意。母亲找来两块一样的长方形小布块儿,三边缝合在一起,又在钱袋口匝上长长的穗子绳,只要一抽绳子,袋子就封紧了。母亲心灵手巧,只是而今,她的眼睛花了,手也无力了,拿不动针线,看不见针眼,我们的生活也就远离了手工。
母亲是个教育家。她教育我们“粒粒皆辛苦”,不可偏食,不可掉米粒,不可留碗底。她教育我们要有礼有节,客人来的时候,要热情招呼,我们几乎形成一个不成文的家规,女生要在厨房帮工,客人多或者有事相商的时候,我们都不坐桌吃饭,或者先紧着客人,我们最后再吃。我曾以为这是封建思想,而后才懂得,在那个贫穷时代的待客之道。她教育我们要做力所能及之事,无论夏冬,母亲都会带着我们下地干活,但她不是一个可恶的大地主,总不会为难她的“短工”,在我们刚好感到疲累的时候,就打发我们回了家。她教育我们要懂得谦让,只要是好吃的,她总不动筷子,推说自己不喜欢吃,每次我们都要在饭桌上,把一块肉或者一个鸡蛋夹来夹去,最后还是到了我们的肚里。她最伟大的教育手段就是,学会欣赏和赞美她的孩子们。我们从小就是和别人家的孩子一块儿长大的,我们总是被比较,可我从没有听过母亲当着我的面,对别人说我的不好。我是个受暗示性较强的女孩子,母亲的赞赏是我前进的巨大动力。
母亲好强,换来一生悲苦。她不受婆家待见,那年分家,无一瓦片,只分得一个辣椒袋,辣出满眼泪水。我曾依稀记得那个夜晚,月色朦胧,奶奶和姑姑坐在门槛里,破口大骂着,二叔拿着铁锹冲出来,一把戳在母亲的腰间,母亲护我入怀,三叔则用木制的水瓢敲打在母亲的头上,我吓坏了,不知道母亲犯下了什么样的弥天大错,需要被这样对待。父亲年轻,不知道护妻儿,不问缘由,掐住母亲的脖子……母亲坚忍着泪水,她别无他求,只盼儿女。父亲后来才明白,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年代,与他同甘共苦的只有母亲,他的亲娘只爱自己。他们拼命干活,白天下地,晚上回家托土坯。把麦余子掺进泥土里,兑上水和匀,用坯模托出一块块长方形土坯,待晒干后摞起来,才有了一年后的土坯房。而后,我们又搬了几次家,住进了瓦房,住上了平房,又盖起了小洋楼。
母亲老了,那些听了多少年的故事,夺去了她的健康,她正躺在病榻上,无法翻身。如今,她的儿女终于长大成人,她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了,可她就这样“退了休”。她总说:“我一生都在跟命运斗争,可我终究信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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