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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作者汉娜·阿伦特曾就这场审判,在《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最后编辑成书。
这场审判在当时无疑是引发了无数公众关注的,汉娜·阿伦特在结合了许多当时的历史资料分析后,提出了此后在欧洲颇受争议的‘平庸的恶’的概念。
本书的主角阿道夫·艾希曼在当时无数的犹太人,包括许多被纳粹迫害人民的眼中,绝对是恶的化身,魔头一般的人物。在他手上流逝的生命,恐怕已经难以计数。
他主导种族灭绝,将人命视作草芥,可以不带任何恻隐之心的加以残暴虐杀,说他是恶魔绝对是名副其实。
可是如果跳出战争的角度,就单纯从阿道夫·艾希曼的工作性质来看,他在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官僚。
在汉娜·阿伦特的眼中,阿道夫·艾希曼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小官僚而已。
为了升官,他可以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命令,将集中营中大量的犹太人转移到灭绝营,从而使之犹太人的族群数量极具减少。
他始终对政府保持着一贯的效忠,哪怕是没有得到上级的认可,他仍然坚定不移,没有丝毫的动摇。
在艾希曼的自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在主观意识上,从没有想要过去迫害任何一个犹太人,或者说要去灭绝这个种族。他之所以这么做,单纯就是在服从命令而已。
我们并不排除一个战犯在被审判中,会强行为自己的所做过的行为洗白申辩的可能。但是试想一下,当时的纳米德国,类似于艾希曼这样在上层命令下为恶的人,真的少吗?
希特勒在二战时期,几乎是将德国彻底的转化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极权组织的本性,在于把富有个性的个体完全变成行政系统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听命行事,失去思考,甚至直到丧失人性。
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支配下,哪怕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毫不犹豫得成为一个屠夫。因为他们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上层的命令支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并不需要去思考这些事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做,而只在意,这些事组织是否需要自己去做。
艾希曼说道,第三帝国的任何一个人放到他的位置上都会做同样的事。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一个刽子手,只不过是一个沾满了鲜血的齿轮而已,即便是没有他这个齿轮的传动,纳粹也在安排一个别的齿轮顶替上去。
然而他因为缺乏思维、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因为一句‘听从命令’行事而被一笔带过。或许在艾希曼的内心中,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变成一个‘魔鬼’,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在体制内想要获得更高的地位,从而努力勤奋得的工作者而已,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一样,他努力表现自己,只是想让上层的人物看到他的忠诚和努力,仅此而已。至于屠刀下的到底是人还是牲口,他不会去想,也不愿意去想。
最后阿道夫·艾希曼被处以了绞刑,或许在最后时刻,他会觉得很委屈吧,他何尝不是代替了整个纳粹中的平庸之罪接受了审判,明明已经做好了一个齿轮应该做的事,最后却是落得这样一个结局。
离开书本,我们好好想想,阿道夫·艾希曼所面临的这种无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难道就不存在吗?
在工作中,我们一边被要求着去赋予工作创造性,而另一边却牢牢得被所谓的规则所束缚着,要求我们严格的按照规则制度去办事,去老老实实的执行上层领导下达的每一个命令。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命令统一,坚决服从的团队确实拥有着极高的工作效率,在体制之中,大家分工协作,只需要做好自己所负责的那一块工作,就可以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失去了对那个统一命令的甄别能力呢?
万一方案有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及时的发现,并勇敢得提出呢?
恐怕在这些问题上,许多人的回答都要打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习惯了在体制之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的人,是不会对指令提出任何质疑的。
对也好,错也罢,大家思考的不会是这些,而是自己要怎么去完成交托到自己手里的工作。
抛开战争与人性的角度不提,当今社会许多人工作的性质与身处纳粹极权下的阿道夫·艾希曼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选择平庸得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体制之中,大到做为国家的一员,小到做为公司,或者说是家庭的一员。
放弃思考,随波逐流,本质上不就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嘛。
社会责任或许离我们太过遥远,那么家庭呢,我们是否愿意多去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有些地方能够改变,做的更好。我们是不是能够提前发现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各种隐患,提前的预防,或是将它排除?
有句名言说的好,“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下,保持独立思考都是非常重要的。或许平庸的我们不会有‘平庸的艾希曼’那样强大的破坏性,毁灭性。但是思考却可以让我们在迷茫中逐渐得找寻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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