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人才对于一个组织的重要性自古已经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认可。无论是文人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还是枭雄、政治家吕不韦的“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或是国父中山先生的“治国经邦，人才为急”，组织对人才的渴求已经毋庸置疑。
其实“用人之道”的提出已经暗含“重视人才”这个前提条件，接下来的关键就是“用什么人”？泛泛而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当然是用人的不二原则，如《周礼》说的：“考其德行，察其道艺”，类似的经句可谓不胜枚举。
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德”？所谓“德者，得也！”真正的德是有所“得”，如何得？由道而得，所以是“道德”。但是古人对“德者，得也”的解释往往偏向于个人心性之所得，如朱熹《四书集注》里所说：“德者，得也，行到而有得于心者也。”王弼注《老子》一书说：“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
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错。但是“道”可大可小，如佛家说的纳须弥于芥子，由道而来的“德”难道只能局限于心性灵明的一面？记得《军师联盟》里于和伟饰演的曹操对“德”有过一番诠注：
什么是德？临阵能致胜，不使将士枉死是德！治国能安民，不使百姓受冻馁之苦是德！至于坐而论道，大言欺人，只会摆架子装清高，却无实惠于家国百姓的伪君子，朝廷没有那么多俸禄养着闲人！孤要的是能治国用兵、平定乱世的有用之才！
“曹操”这番话或许有点偏激，且剧中“曹操”还反复说：“乱世重才不重德”，但是作为乱世枭雄的他有这样的价值观也很正常。同时，剧中“曹操”的这番话其实也点出了“德”的另外一面——既然“德者得也”，有德之人就不能只是自己的学问、心性有所得，也要使百姓天下有所得，为天下做一些“实事”，简而言之就是“事功”。
中国自墨子开始至民国胡适，都提出事功的需要，南宋时期还有反对理学只谈心性的“事功学说”，但是如同牟宗三先生判断的：“要求事功是一回事，事功精神又是另外一回事，只是要求事功，而事功精神一直不具备，故事功总做不出来。”
为什么阳明心学在日本却能指导伊藤博文、吉田松阴等人成就明治维新，而在中国却不能？因为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等人只取了王学中“心性灵明”的一面，而伊藤博文等人却取了王学中“事功”的一面。所以阳明心学在明朝后期开始便渐渐趋向于枯坐细思的学问，而日本却能成就改革（但是笔者认为，也正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众人忽视了王学中心性修养的一面，所以没有遏制住日本军国主义的横行）。
如果再深入下去，就要涉及到抽象与具体解悟、质与量的世界等哲学概念，这就不是本文的讨论的范畴了。回到“德者”这个话题，孔子说“君子不器”，什么是“器”？《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体无形，器则有形，“道”为体，“器”为用。“不器”就是不局限于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这就是“才”。
有德者必有才，有德无才属于“善良”，不是德。古人强调“德才兼备”或许是随顺大众的理解而说，但是这也往往将“德”局限于“人品、心行”一面，忽略了实践的一面。自古中国君子学者往往给人手无缚鸡之力的感觉，谈玄说妙、自居清高便认为是“德者”，这是很悲凉的。不仅能坐而论道，还能出将入相，不仅能格物致知，还能治国平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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