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上）

看病（上）

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实属正常。我从小体格就比较瘦弱，饭量不小，但消化功能很差，经常拉肚子，免疫力自然不够强，于是，我从小就是邻村卫生室的常客，我的童年记忆也和打针吃药密不可分。

小孩子三岁以前的记忆是间断而又模糊的，比如我，父母总说，我两岁前特别容易生病，尤其是感冒发烧，每次流感都躲不过去，经常半夜起烧，还都是高烧，动不动就顶到39度多，把父母吓得要命。我们老家的村子太小了，小得没必要专门设一间卫生室，当年十里八乡都没有正规的卫生室，父母就只好三更半夜背着我赶往邻村的赤脚大夫家，寒暑不论，风雨无阻。我虽然不记得细节，但脑海里的确依稀保留着风雨交加的深夜我有气无力地趴在父亲背后的场景。乡间的小路又湿又滑，父亲背着我，母亲在一旁撑着伞，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水中跋涉，挨到大夫家里，除我之外早已浑身湿透。邻村的大夫姓孔，比我父亲略大几岁，如果按孔氏族谱论，比我母亲高出三辈，我实在不好称呼，索性循着街坊辈儿叫了“二大爷”，二大爷虽然没有专业的诊室，无需挂号，也从不填写病历，但医术高超，在当地几个村子很有名气，对付日常头疼脑热内科外伤都不在话下，说话不急不躁沉稳有力，很能够给病人宽心。

四岁之后，我就记得每次生病时的经过了，吃药的苦涩和打针的疼痛从此牢牢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比起吃药，我宁愿选择打针，一是因为那时候还不流行输液，屁股上挨一针也就疼一小会儿，忍忍就过去了，二是因为当年的药片都特别大，像安乃近之类，我曾经戏称它为“车毂轮子”，经常卡在嗓子眼咽不下去，那种苦味总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实在难以忍受。当时还没有一次性注射器，二大爷家有一口大铁锅，专门用来蒸煮一支支玻璃注射器和针头，给这些不同大小不同型号的注射器消毒。注射器和针头平时用棉布包着，排列得整整齐齐，每次我病恹恹地来到二大爷家，他总是微笑着冲我打招呼：虎子，又来啦？然后不紧不慢地把体温计递给我，看看舌苔和喉咙，听听胸腔和后背，再不慌不忙地配药。针剂存放在扁扁的长方形硬纸盒里，二大爷选好了需用的几支，左右紧紧地捏住针剂下半部，右手用镊子猛地一敲，针剂上半部的密封玻璃应声碎落，拿起插好针头的注射器，把针剂中的药液全部吸入，还得把注射器竖直向上，对着阳光或灯光把针管中残留的空气推出去，以免注射进肌肉中。这时候，我已经褪好了裤子侧身坐在床边，怀着任人宰割的悲壮心情不情愿地露出半边屁股，二大爷从酒精瓶里拈起一小团棉球，右手捏着针管微笑着来到我身后，蹲下身子用酒精棉球轻轻擦拭进针处的皮肤。裸露的皮肤传来一阵凉飕飕的感觉，这是打针时最可怕的一瞬间，意味着下一秒针头就要刺破皮肤扎进肉里了，这一刻我总会下意识地咬紧牙关，挨针的一侧手臂扶着腰，另一只手偷偷地狠掐大腿根，试图缓解心中的恐惧和即将到来的疼痛。二大爷似乎看穿了我的心理，总是用非常舒缓的语调，有一搭无一搭地跟我聊天，然后出其不意地下针，几乎同时，我屁股上的肌肉随着针头的刺入猛地收紧，其实针头扎进去反而不觉得那么害怕了。二大爷开始缓缓推送药液，速度特别慢，左手食指还轻轻地在针眼旁挠痒痒，尽管如此，药液侵入导致的胀痛感还是十分强烈，我记得有一种叫病毒唑的针剂，是我小时候打过的针里最痛的，我虽然疼得直冒冷汗，可架不住二大爷每次都夸我“虎子真厉害，虎子是最勇敢最听话的孩子！”我宁愿噙着泪水龇牙咧嘴，也不让自己哼哼一声，就凭着小小的自尊心和虚荣心硬撑着。进针快，拔针更迅速，起针后二大爷用棉球摁住针眼，嘱咐我使劲按几分钟，我这才如释重负地起身，打过针的一侧大腿酸痛麻木，母亲说我这是拿劲儿拿的。为了奖励我的勇敢，二大爷每次都会送给我几个空的针剂盒子，我可以带回家做小船玩。回到家里，半边屁股还得肿痛几个小时，有时候一天得打两三针，我心疼自己的屁股，就只好左右两侧轮流挨针，每年流感盛行的时节，我的两瓣屁股上经常针眼挨着针眼，简直被打成了蜂窝煤。

李虎，2019年4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