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已经失忆半年了。我的生活每天靠记事卡片来维持。
这是一种规律的人生，象复印机一样，每天如此（是每天如此吗）。我不知道我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想不起来了。
早上醒来，我掏出第一张卡片：刷牙洗脸，然后吃早餐。刷了牙洗了脸，坐在餐桌旁，烤好面包片，抹上黄油，再做一杯咖啡。我现在喜欢喝浓咖啡，尽管医生并不建议我喝浓咖啡。也许我以前就喜欢喝浓咖啡，但也许相反。谁管它。
第二张卡片：给门前的花浇水。我养了12盆花，都长得很好，有的开花了，有的没有，但没开的总会开的。我在每一盆花上都挂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它们的名字。给花浇水是一件愉快的事儿，你仿佛听到它们生长的声音，看来它们不只在晚间生长，白天也长。
第三张卡片是提示我读书的，最近我在看的是一本小说，叫《天堂之火》，这是一个英国女作家的书，她写了一个男孩子的成长史，这个男孩子是亚里斯多德的弟子，他12岁就在生平第一次决斗中砍下了对手的头颅。我每天上午可以阅读20页，但第二天我就把这20页的内容全都忘掉了，为此我每天结束阅读时都要用铅笔写下一句话，概括这20页的内容，昨天我写的是“他十六岁成为摄政王，代理国王管理马其顿”。你知道，阅读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有时候我放下书，会想到我失忆前究竟是谁？是一个大人物吗？是一个政要或者一个成功的商人或者一个谨慎的事务官（我的一些生活用品，比如餐具，相当精美，应该很值钱）？或者，只是一个靠领救济维生的潦倒之徒（当然不是）？不知道。从现在的情形看，我的日子还过得去，不缺钱花，我的银行户头里有一大串数字。
阅读结束就已经差不多中午了，我从口袋里掏出第四张卡片，它告诉我应该到哪里去吃午饭，从我家出来往左边走150米有一家餐厅，做的是土耳其菜，这些中东厨子做的烤茄子很好吃，还有酸奶；从我家出来往右边走180米是一家墨西哥餐厅，那里有很好的龙舌兰酒和美味的烤乳猪，当然还有莫名其妙的恶心菜式，比如猪屎豆汤和炸蝗虫，那些大胡子厨子也会像中国人一样把邪恶的蛇做成菜。
我那天去吃的是土耳其餐厅，他们给我弄了一盘子糊糊，里面拌着牛肉粒，吃着还行。
我回家。我回家要靠第五张卡片指引，因为餐厅的人都认识我，所以他们通常会远远一指我家的位置。他们一本正经的热心表情之后肯定都在可怜我或者嘲笑我，不过这些念头一闪就不见了。我回到家，感到困了。我有午睡的习惯，会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半。午睡是不需要写在卡片上的，沉重的眼皮会自动提醒我。
我入睡很快。我听着墙上那架钟表的滴答声，通常在听到第六声和第七声时，我就睡着了。
闹钟三点半准时把我叫醒，那是模拟布谷鸟的连串啼鸣，如果此时我恰好在做一个简短的梦，这铃声听起来就象藏着另一只发情的动物。我看第六张卡片，是海边慢跑。我慢条斯理地换上运动装，去海边跑步。
我跑到海湾边，海湾里停着白花花的数不清的帆船和快艇，一位老太太和她的一只白猫坐在一条长椅上，我跟她打了个招呼，虽然我并不认识她，但她也许认得我。
当我跑回来时，看到她跟一个女的在说话，那女的显得很高兴，看来她们在聊愉快的事情。
我的第七张卡片记录的是我的晚饭，如果我中午去的是土耳其餐厅，晚饭就应该去墨西哥餐厅。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记在第八张卡片上，我喜欢的节目有三个，分别是：晚上8点半的时事评点、十点的财经深谈和十一点半的晚间脱口秀，那个秃顶男人总是在夜深人静之时把人逗得格格直笑。
我的生活都写在这八张卡片上，我原来还有一张卡片记着我的几个朋友，后来他们不再打电话来了，我就把这卡片丢掉了。
其实，即使是失忆者的生活，也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打破平静。比如晚上你正在看时事评点时，却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个男的，让我明天九点钟去趟金融中心，说有一笔钱需要我签收到帐户里。我问是什么钱，他说是我以前投资的红利。我把这件事记在一张新卡片上，这张卡片是白色的，临时性事务我用白色卡片。那八张卡片我用的是蓝色的。
第二天８点15分，我觉得该去金融中心了，今天看来不能给门前的花浇水了。我打开衣橱，从三套做工都很考究的西装里挑了一套白色的。我虽然失忆了，但还是个体面人。
在金融中心的签收事宜非常顺利，这是一笔不小的钱。为我办理签收手续的是一个小伙子，干净整洁。我们道别后我上了电梯，电梯从37层下行，到18层时，上来一个跟我穿一模一样白色西装的人，我们彼此看了看，都为对方的衣服笑了一下。我们并没有说话，他跟我年龄相仿，看样子是一个性格沉稳的人。
我们走出金融中心大厦，那个跟我穿一样白西装的人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走向相反的方向，我想到街口叫一辆出租车回家。我看了下手表：正好10点。
这个时候，有个人搂住了我的肩膀，我以为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朝他笑了一下。他把我带到街角，我觉得心脏那里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我不由倒在地上，我意识到我要死了，尖锐的疼痛使我的记忆清晰起来：我的12盆美丽的花儿还没有浇水，我银行里还有那么多钱没有花掉！我忽然说了一句：你们终于找到我了。
我睁着眼。但是我死了。
2.
4月1日早上醒来，琼斯太太发现自己失忆了。
这一天是愚人节，但她断定这决不是一个玩笑。
琼斯太太不认识所见到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却都认识她，跟她打招呼。“有谁会跟自己的记忆开玩笑呢？”她颓唐地自语。
早上睁开眼睛，她就觉得不对劲儿，她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她在那张宽大的铺着雪白被单的床上想了十分钟，想不起自己是谁。
她去看医生，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她：太太，你得了失忆症。
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医生，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值得信赖。
“就是说，你只记得当天的事，一觉醒来，一切都是新的。”他的目光中充满对自己判断的自信和对患者的无限同情（但又爱莫能助）。
琼斯太太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出了医院。
回到家后，她坐在摇椅里，等待阳光一步步从阳台转到室内。阳光到了哪里，她的眼睛就跟到那里。
墙上有一帧放大的照片，她和一个戴圆形眼镜的老头子在照片里朝着摇椅上的她笑。她想那老头子应该是她丈夫了。房间里看不到他的真人，那他应该是已经死了。
一只白色的猫一直蹲在脚边，拿蓝色的眼珠不时看着她。这是她养的猫，但她忘了它的名字。她重新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叮叮”。
电话铃响了，她接起来，是一个男的：姨妈，我跟那帮人闹掰了，明天就去金融中心18层跟他们谈判分手，您可以在反对海湾建油站的请愿表上签名了。说完，电话就匆匆挂断了。
琼斯太太皱起了眉头，这都是怎么回事？她来到阳台上看看正开得繁茂的粉红蔷薇，摸了摸土，还是湿润的，她想昨天应该刚浇过水，于是把手里的水壶放下了。
她想了想，还是觉得应该到外面走走、坐坐。“麻烦终究是我自己的，他们还是他们。”如果她并不是特别想念以前的自己，那仅有一天记忆的生活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她走出家门，沿着阳光走。“叮叮”跟着她，显得满腹狐疑。她走到那个小小海湾的拐角处，在一处长椅上坐下来，看着泊在蓝色海水里的白色帆船和游艇。一只海鸥停在一条帆船的桅杆顶端，象一个孤独的逗号。
有个男人在进行下午的海边慢跑，他朝琼斯太太打了个招呼，就过去了。琼斯太太回了一声，不知道他是谁。
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女人走过来，坐在她身边。女人先爱抚了叮叮，说“真是一只可爱的猫”，琼斯向她报以微笑。
真难得，以前你见我从来不笑，我一直以为你讨厌我。那女人说，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哦，那件事你考虑得怎样了？
琼斯太太微皱起眉头：哪件事？
哦，你又忘了。ＰＰ公司想在海湾里建一座油站，专门给这些游艇加油。居民们产生了分歧，富人区同意建，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再跑出几十公里去给游艇加油了，穷人们都反对，这事儿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带来空气和海水的污染。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在征集反对者签名，现在就差你的签名了。为了这事儿，我都找了你不下十次了。女人翻了翻白眼珠。
琼斯太太努力想了想，想不出自己为什么会不愿意签名。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于是她小心翼翼地问那女人：之前我为什么不愿意签名呢？
他们说你有一个远房侄子住在富人区，他给你打了电话要求你不要签名。可是你看，你住在穷人区，你那个远房侄子从来没到这里看过你，到这个事儿上才跟你打电话，记起了你这个远房大婶。
哦。琼斯太太陷入了深思，她说，你让我想一想。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就签名吧，我反对在海湾里建加油站。
女人如释重负地感谢她。琼斯太太就在她拿出来的文件上签了字。女人热情地拥抱了她，走了。
琼斯太太把白猫抱在怀里，喃喃说道，既然想不起来，那就不想了。原来的自己也没那么重要。“你叫什么名字？我要给你取一个新名字”。
那天她早早就上床睡下了，她躺在宽大的白色被单里，回想了一天发生的事儿，发现确实没有什么明天非要记住的事情。于是她又把记事卡片放回到床头（记事卡片是医生教她的）。
她呼唤了一声，“查理”（这是它的新名字）就托地跳上了床。雪白的猫隐没在雪白的被单中了。
她在朦胧中无法判断家里的电话是否响过，她翻了个身，放松地睡着了。
3.
健一站在金融中心摩天大楼的阴影里，痛苦地咬紧了下嘴唇。
他的怀里藏着一把装了消音器的枪。现在，他听到枪在与他的心脏一起跳动。他把握在手心里已经被汗水洇湿的纸片重新展开：明天上午10点，到金融中心杀一个穿白西装的人。
但是现在，从金融中心摩天大楼里同时走出来两个穿白西装的人。他要杀的是哪一个？两个穿白西装的人向两个方向走去，很快就会融入并消失在匆匆的人流中。
“昨晚应该再多写些信息在上面。”但后悔没有用，他要马上做出判断，干掉其中一个穿白西装的。
健一原来有很好的记性，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杀什么人，是不能留下字证的，只能跟雇主见面时看资料听介绍，用眼睛和脑子记住尽量多的信息。他是最高级别的杀手，从不会腋下夹着一包资料勿勿返回住处研究制订暗杀计划。他的工作方法是：我要在某时某地干掉某人。健一凭这个简单直接的工作方法成了顶尖的杀手。
但在一年前，他发现自己开始忘记一些重要事情。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他得的是渐进性失忆症，也就是说，他将逐渐忘记过去，直到全部。医生给了他一些卡片，“重要的事情，记下来。”
四个月之前，他接了一单活。在一座败落房屋的房顶上，他等了一天一夜。天刚破晓，他觉得他跟这房子已经成为一体了，这正是他要的感觉。
空寂的街道上驰来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卫车。他把枪对准了中间车里后排那个孤独的侧影。但就在这一瞬间，他忘记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
他只迷茫了两秒钟，接着按惯性扣动了扳机。他听到子弹射穿防弹玻璃后准确钻入目标头骨的声音，然后他就睡着了。
他醒来时已经是12小时之后，暗杀现场仍有人在警戒，但没有人来搜查他藏身的地方，辛勤的蜘蛛用重重叠叠的蛛网遮掩了他潜入的通道。
回到住处时，约定的佣金已经打入账户。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走到阳光下，为多伦索教堂修剪花草。当他不杀人时，是教堂的园艺工人。他热爱这工作，在明媚的阳光下打理美好的花朵，整个人都灿烂起来。
有人挡住了他的阳光，是位刚刚做完祈祷的男子。男子说，明天上午十点，到金融中心大厦干掉从东门里走出的一个穿白西装的人，他戴眼镜，下巴上有胡子。说完，他把一张照片拿给健一看。
健一看了照片七秒钟，牢牢记住了那张脸。
晚上，健一发现关于那男人的信息在一丝一丝减少，他几乎已经忘了目标长什么样子，他赶紧找到医生给他的卡片，迅速写下了他所能记得的惟一一句话：明天上午10点，到金融中心杀一个穿白西装的人。
他伤心地想：这大概是自己最后一次做杀手了。
现在，金融中心前的健一已经不能再犹豫，“妈的，两个都干掉。”
他迅速接近其中一个白西装男人，白西装扭头看了他一眼，眼光中满是微笑。健一不由分说像朋友那样搂住他的肩膀把他带到街边的角落里，从怀里扣动了扳机，白西装白净温和的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然后软软倒下了。他咕哝了一句：你们终于找到我了。健一放下心来：没有杀错人。
健一回到教堂，那男人已经在等他了。“你杀错了人。”
健一说：不可能。那人又拿出那张照片来，“我们要你杀的是他。”
健一又看了照片七秒钟，眼镜，胡子。“那就不妨再杀一个。”他笑了，并在男人倒下之前扶住了他，象扶着一个醉酒的朋友。
他把男人埋在了教堂后面的树林边，又在上面种上了一大丛紫丁香。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有一则新闻：因贪腐问题而出逃的前塞比亚斯总理乌吉多，被人暗杀于本市金融中心门前。乌吉多两年前出逃后一直不知所踪，曾有传闻他做了面部易容手术后隐居在不为人知之处。经过牙模比对，警方认定死者确系乌吉多，DNA鉴定结果则需一周后才能得出。
健一嘟哝道：他真可怜，不过也算罪有应得。
从那以后，多伦索教堂获得了一位尽职尽责的园丁，其园艺饱受赞誉，经常有虔诚的祈祷者在开得富丽堂皇的紫丁香前一坐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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