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三哥总能想起，晴给他讲故事的那天，天空一片蔚蓝，偶尔几只鸟儿飞过，发出吱呀的叫声。
他和晴坐在一块小土堆下，四周是青青的草地，时有清风拂面，风里夹杂着空气的清新和晴的香味，他看着晴，晴对着他说话。
我第一次吃烤鸡腿还是七岁那年，爷爷给我烤的。当时，我逃了课，背着书包直接去了我家的地里。
那会正是三四月份，万物新生，全世界像裹了一层毛绒绒的绿。我出门看见这块苍凉了许久的土地又一次焕发生机，心里特别喜悦，想起爷爷说，他在不远处的山间劳作，我飞奔着赶了去。
看见爷爷的时候，他正半蹲在地里拔草，广阔的天地下，他的身影特别小。我招着小手，高喊着爷爷，他看见了我，摘下草帽，扬着手唤我过去。
他没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而是把我抱在怀里，给我讲这片黄土地的故事，这一片山川，这里的人，这里的情。
临近中午的时候，他调皮地转着眼睛对我说，“走走走，回家，给你做好东西吃。”
那天他烤的正是鸡腿，还有一些土豆。应该是前一天，他去镇上赶集买回来。爷爷生长于这片荒凉的山川，掏鸟蛋烤野味，是他童年最热衷的事。
成年之后，他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也会重温一下这种童趣。步入老年后，他只在妈妈不在的时候，偶尔玩一两次。爷爷常说，烤东西的味道没变，变了的是吃东西的人，我成了那个常常围着他要东西吃的人。给我烤东西吃，也成了他晚年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
那些年，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站在村口的大路上，来回踱步。爷爷前些年是村里的支书，走路很有派头，双手背着，腰杆挺直，走在路上像是顶着一股气。遇见七里八乡走过的人和他打招呼，他便拉住演讲一番，更多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路上黯然伤神。
村口不远处就是当年的大队部，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我听别人说，爷爷当年在里面特别风光，究竟怎么风光呢？我想象不到。但我从妈妈的话里能感受到，他做过一些现在看来很不好的事，甚至可以用狠毒来形容。
七几年文革的时候，爷爷正值壮年，专门负责给全村的“不法分子”扣阶级帽子，那个时代，在红潮下，人都是疯狂的，爷爷更疯狂，他掌握着可以主导一切的权力。
村里当时有个年轻人，读过一些书，思想上与大家略有不同，但他并没做过什么坏事，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只是偶尔说一些与时政相悖的废话。
在别的村大抓阶级敌人，大搞批判会的时候，我们村却静悄悄一片，因为确实找不到人。
爷爷当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发恨的事，他把那个青年抓了起来，关在大队部严刑拷打，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反动阶级。
自来读书人都有气节，不畏强权，不惧生死。年轻人也是，他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死活不承认。爷爷不是善罢甘休的人，他选择用权力去逼供，结果差点酿成血灾。瘦骨嶙峋的年轻人被整了三天三夜，最后被人拖了回去。
此后一生，年轻人再没有缓过来，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苟延残喘，没有娶妻，没有子肆，悲惨离开了人世。
八十年代，国家大搞计划生育，政策到了村里一级，很难落实下去。
节育当时还是很新鲜的词，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打避孕针，二是做结扎手术。任何一种对于当年的人来说，都不能接受。因为这些方法都没有在当地应用的先例，没人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七里八乡的支书聚在一起开会，镇长急得团团转，末了，他下了命令，这个事情必须办！
爷爷回去后，二话没说，找人给奶奶打了一针避孕针。
第二天，很强硬地挨家挨户去落实计划生育。就在他刚说动第一户人家的时候，爸爸一脸灰土跑过来说，奶奶不行了。爷爷撒着腿往回跑，见上了她最后一面。奶奶流着泪对他说，“放手吧！你这辈子害了不少人，我是最后一个吧！”
奶奶下葬那天，下着毛毛细雨，爷爷没和众人去送她。他去了镇上，递交了辞职信。傍晚，他一个人摸到奶奶的坟前，哭得昏天暗地，据说七里八乡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哭声。
自我记事以来，爷爷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但每次看见我都分外和善。他总是挤着满脸的褶皱说，“晴儿，好好学习，以后嫁到大城市去。”
儿时的我，看到别的老人都成双成对，总会傻傻地问爷爷，“爷爷，奶奶呢？”爷爷总说，“奶奶，好着了！”
后来，我知道了奶奶身上发生的事，我哭着问爸爸，“爷爷是个坏人，这是为什么？”
爸爸对我说，不能怪爷爷，人活着总得为点面子。有时候，为了面子，必须去做一些事，放弃一些东西。
那时的我，还不能理解他这么认同，爷爷那么看重的面子是什么？
直到所谓的“面子”影响到我的一生的时候，我才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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