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3日胡适先生在《独立评论》第7号上发表了“致毕业生：在不健全的中国，如何不堕落”的文章。
文章写道：“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胡适先生把怀揣理想的学子堕落的原因剖析得入木三分。可是，我要说的是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胡适先生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国力贫弱，国人有民族存亡之虞，学子可以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今天，我们已经富起来，早已告别被强族凌辱的时代，还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吗？那时候，国难当头，你需要牺牲小我，去拯救大我。如今国运昌盛，还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吗？我不禁想起一位清华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带着疑惑问高晓松等人，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好？高晓松愤愤然，当面批评了这位毕业生如何胸无大志云云。高先生无需动怒，钱理群教授已经说过，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位优秀毕业生不过是杰出的代表罢了。
扪心自问，现在考大学的孩子有多少是为了学问，奔向真理的？父母早就对他们没有这样的期待了，唯一的愿望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过上好日子。有人说这是每个人追求的权利，没有错呀！可大学是做什么的？一国的精神堡垒啊，怎能沦为职业培训所呢？如果说堕落，那是父母就已经堕落了，孩子只是他们的延续罢了。胡适先生开出了治疗堕落病的药方：“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你得有一点信心。”
是啊，保持求知欲和人生追求谈何容易？可这是防止人堕落的灵药，再苦都得服下去，不然难以逃脱堕落的命运，尤其是父母，可不能视作儿戏，这事关自己孩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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