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讲个流水账的故事，是关于我两个堂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得先说下，这故事绝大部分是虚构的，就是个故事而已。至于哪些部分可能是真的，就由您自己判断吧。
我的老家，在山东西部的农村，不富裕，也不如山区那么贫困。
我这两个堂哥，一个叫保堂，一个叫保功。保堂的爷爷和我爷爷是亲兄弟，按说法叫“没出五服”；保功跟我家关系就比较远，已经“出五服”了。
保堂哥有个姐姐，在他不到十岁时没了父亲，母亲辛苦支撑，等到打发完姐姐出嫁之后也病死了。保堂勤快，上完初中之后，全靠自己出门打工挣下的钱翻盖了房子，娶了媳妇。
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保功哥就不一样了，他比保堂大好几岁，从小游手好闲。父母在的时候给他娶了媳妇，父母都去世之后，媳妇嫌他不过日子，带着孩子跑了。保功就天天混日子，好吃懒做加小偷小摸，远近闻名。
镇上有个工具厂，生产各种五金工具。八十年代的时候效益还挺好的，产品远销国外。后来历经改制成了私人企业，产品不再有竞争力，换了几茬老板，一年不如一年，就勉强支撑着。
工具厂开始招合同工的时候，保堂刚结了婚不打算出门，就在工具厂干活。保功也去了工具厂干活，不过后来因为不正经干活还偷拿东西被开除了。
二儿子出生之后，保堂交完计划生育罚款，觉得工具厂的工资和家里这几亩地，供养不起两个孩子，就继续出门打工了。随着各地的盖楼热潮，保堂跟着建筑队干了几年。两年前建筑的活渐渐减少，保堂听说北京工资高，就来找找机会。
保堂找了个在集散市场装卸货的活，也给人家送货，在北京虽然算不得高收入，但多劳多得再加上省吃俭用，每月寄回家的也有不小的一笔钱了。
我跟保堂虽然都在北京，但各自忙工作离得又远，难得见上一面。去年春节回家，保堂跟我聊起来，说兄弟你小时候书念得好，现在干的是高科技的活，天天坐办公室挣钱又多，不像哥哥我没啥文化，只能靠出力赚点辛苦钱。我嘴里应承着，心里苦笑：都是底层挣扎的人，谁羡慕谁啊。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今年。
春节回家见到保堂，他告诉我过完年不去北京了。北京不让待了，他说。
前段时间，北京要清理“低端人口”，出租房突然就不让住了，第二天就得搬走，保堂刚去工友那住了一天，工友那也不让住了，他们多花了一倍价钱找了个新房子，凑活着住到了过年 。保堂说他还算好的，就自己一人，隔壁卖早饭的小两口是安徽的，还带着个生病的孩子，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等过了年，他干活的那个市场也不让开了。
我问保堂过完年准备干啥，他说还没想好，“反正还得出门，指望待咱家里挣几个钱中啥用”。他大儿子夏天刚去县城上高中，二儿子四年级了，初中也准备到县里去上。
保功就不一样，今年交了好运了。
农村要搞扶贫了，村里有贫苦户的名额。按说保功差不多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了，可是他正当壮年又没病没残的，更没有老人孩子要养活，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再加上他平时不招人待见，村里就不想把贫苦户的名额给他。
保功就去村干部那里闹，可村干部不吃他那套。后来不知道谁给他出的招，他不去村里闹了，天天跑镇政府门口去。听说纪委的人天天在镇政府里面蹲点，就等着抓腐败呢，别说你有事，就算你啥事都没有，查你一下也够喝一壶的。这下村干部哪个不怕，就把名额给了他了。
扶贫这事，以前也搞过，发点东西发点钱啥的。用我大伯的话说，就保功这样的，发个金山也没用，越扶越懒，越扶越贫。
可是，听说这次扶贫不同以往，几年内全国都要彻底消除贫困。扶贫难见效果，又不能不扶，干扶贫的人就得想新办法。
镇上的工具厂这几年招工越来越不容易，年轻人都往外跑，上了岁数出不了门的人倒是愿意来，图给交个社保，混个企业退休。但是技术活还得靠年轻人干，想招人就得多给钱，可是又没钱，银行根本不给这样的小企业贷款。年前又赶上查环保，查得厂里几个月开不了工，还得购买环保设备，眼看难以支撑。
这时候扶贫办就找到工具厂，说愿意给提供贷款，而且利息比银行还低好多。怎么给呢？找几十个贫困户签字，相当于每个贫困户从扶贫资金里借钱给工具厂，然后贫困户就每年吃这笔贷款的利息。这下子扶贫办、工具厂、贫苦户皆大欢喜。
工具厂还给了保功一个合同工，保功去上班一天就拿一天工资，不去就不拿，但是厂里按月给交社保。就这样，保功七七八八的一年能混个万把块，混到 60 来岁还能弄个退休。
保功美了，拜年的时候破天荒发了一圈玉溪。我大伯骂他：你屌日里也人物起来了！
春节回北京之前，我跟爷爷说起这事，说你看我保堂哥多勤快，结果现在给弄的想出力干活都没地方，保功哥游手好闲了半辈子，现在倒过上好日子了。
爷爷说可不是呗。
后来爷爷又跟我说了段老辈子的事。
早年在我爷爷的爷爷那辈，我们家跟保功他们家家境是差不多的，都算殷实。
后来到了我太爷爷这辈，我太爷爷还是像上一辈那样年年苦干还不舍得花，就这样积攒家业，年年累计下来，置下了几处宅子和百十来亩地了。
保功他太爷爷就不一样了，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算是占全了。结果把家业全败光了，保功他太奶奶带着保功他爷爷兄弟几个全靠接济过日子。
我太爷爷那时候已经算是很有些家业了，可是老年间过穷日子留下的习惯，家里还是很会过日子，吃喝穿戴都很节俭。太奶奶见保功他们家几个孩子太可怜，时不时给粮食给钱的救济。太爷爷见着太奶奶往外给东西就骂，骂得太奶奶偷偷抹眼泪。可太奶奶哭完东西还是给，太爷爷骂完再骂，倒也不十分拦着。
我太爷爷省了一辈子，万也没想到后来土改了。农村各家各户划成分，按财产划。我太爷爷抠抠搜搜过了一辈子攒下的家业结果成了祸害，这么多地和房子已然够了地主阶级的标准了。地主阶级嘛，就是敌对阶级，是斗争的对象。
保功他太爷爷呢，家里给他败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雇农，是领导下中农斗地主的无产阶级。
家产是保不住了，我爷爷说，好在保功他太爷爷还算有点良心，暗暗使点劲，没让那些人为难你太爷爷，我们一家子就是财没了，人都没事。
因为划的成分太高，我爷爷那辈和我父亲那辈的人，上学和工作等处处受限，这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事。
保堂哥的父亲，我的堂伯伯，十几岁的时候升学，考试成绩是第一名，但是成分太高，名额最后没给他。那个年代的农村没有什么好出路，种地和干力气活也比现在苦得多。保堂还小的时候，堂伯拉人力车路过黄河滩，车子陷在泥里，他情急之下硬生生把车抬了出来，身体从此落下了病。之后他就干不了重活，没过几年就死了。
爷爷最后轻叹了口气，说了句话作为谈话的收尾。
哪有真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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