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色归读 侵权必究，授权转载见文尾。
去年，四川省政府举行的眉山市彭山区岷江江口“张献忠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阶段性新闻通气会上报出消息：现场出水文物超过10000件，包括西王赏功、金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还首次出水铁制刀、剑、矛、箭镞等兵器。
这些出水文物基本确认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攻占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后，因战局不利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中途遭遇明朝参将杨展伏击，战败船沉，大量财物沉于彭山江口附近江底这一段史实。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人。因“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所以人送外号“黄虎”。他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与李自成齐名。
要说这两个人还有很多的共同点：张献忠、李自成都是陕西人；可能都是黄土高原上养出的黄面汉子，李自成与“黄虎”张献忠有个差不多的外号叫“黄娃子、黄来儿”；都是军卒出身，张献忠早年参军，后来当了延安府的捕快，李自成最早是驿站的驿卒，后两人都做了边兵；都能骑善射、臂力过人、果敢多谋；都是早期农民军领袖王嘉胤、高迎祥的得力部下，一度并称高闯王（高迎祥）麾下的两大闯将。
甚至他俩建立的政权都很类似：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同年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
张献忠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外号叫“八大王”，来源于他最早起义时在老家聚集十八寨农民组成了第一支队伍而得名（“八”相对“十八”简洁顺口），就是这个“八大王”后来对四川造成一系列重大影响。由于在四川民间传说里所谓“八大王剿（屠）四川”的说法，至今在很多老辈川蜀人眼里这个“八大王”就等于“杀人狂”、“杀人魔王”。
早在1634年（崇祯七年），张献忠就初试锋芒，提兵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当时驻节重庆的是明末著名女将——总兵秦良玉、历史上唯一一位作为王朝名将被单独立传记载到正史将相列传里的巾帼英雄。
秦良玉，字贞素，重庆忠县人。丈夫马千乘是汉伏波将军马援后人，世袭石砫宣抚使（俗称土司），马千乘因受诬陷病死狱中后，秦良玉妇代夫职。她率众先后参加抗击清军、奢崇明之乱、张献忠之乱等战役，战功显赫，身后南明王朝追谥秦良玉为“忠贞侯”。
当时秦良玉提兵赶至，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英勇善战的威名，张献忠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其退走湖广。
六年后的1640年（崇祯十三年），张献忠采用“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转战千里，忽东忽西，择机出其不意地打击官军薄弱环节，率部突破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督师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重重围追堵截，粉碎了官军企图围歼农民军的战略计划。尽管遭到重大挫折，张献忠仍瞅准战机从新宁（今四川开江）打开缺口率部二进四川。
杨嗣昌的战略没有错，但是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往往采取轻骑突进，快速流窜，一昼夜疾行三百余里。特别是张献忠的部队，史载“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张献忠军队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核心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在打胜仗缴获战利品时士卒首选上品骡马，对其他东西均不在意。
官军这种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策略需要参战将帅上下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旷日持久。遗憾的是明末崇祯时期国力疲弱、民生凋敝，君臣离心，将帅失和，再加上多年征战导致粮饷奇缺，士气不振，其结果就是整体协防比登天还难。
各地军政要员以邻为壑，朝廷整体剿灭“流贼”方略实际执行起来就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让一线官军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张献忠在四川转战半年后，为赢得战略主动权于1641年（崇祯十四年）二次出川。他挥师昼夜疾进，出其不意地攻占鄂中重镇襄阳。接着攻取樊城，转战应山、随州、南阳、信阳、郧西、英山。乘明朝主力军队集中对付正攻取洛阳的李自成集团之际，他率部攻占亳州，在英、霍山区与所谓“革左五营”的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的义军汇合。
一度元气大伤的张献忠又满血复活，他率汇合后的农民军，先后攻陷安徽的舒城、六安、庐州、无为、庐江，进占湖北黄梅。兵锋所指，连克郸水、黄州、麻城、汉阳，进而攻占湖北首府武昌，获得金银珠宝无数。
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出川转战近三年的张献忠率部第三次入川。义军再次攻克夔州，占万县后因长江涨水休整三个月。接着连续攻克梁山、忠县和涪陵，先打败佛图关总兵曹英，继而击溃第一次把张献忠赶出川的著名女将秦良玉。
义军顺势攻克泸州、川北重镇重庆。张献忠亲率大军三天内攻占成都，一时沿途州郡望风而降。其部下也次第攻占绵阳、阆中、广安、茂州（今北川、汶川及茂汶羌族自治县一带）、雅安；至此张献忠农民军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
张献忠三进四川之后就不打算走了。早在攻下武昌时，张献忠就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并设部委官，开科取士。打下成都控制四川后，他正式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设立左右丞相和六部尚书，分封四个养子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分别为平东王、抚南王、安西王、定北王，并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铜币流通使用，并全面地取士委官。
种种迹象表明，张献忠农民政权是打算在成都建立万年基业了。“大西朝”对西南各族百姓“蠲[juān]免边境三年租赋”，颁布系列号令森严的军政训令：如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就是不得干预地方的民事诉讼）、“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虽然嗜杀，但是他不是傻子，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杀人魔王”，要想在一个地方站住脚就要善待人民、巩固政权基础的道理他不会不懂。
其实此前张献忠攻下岳阳、衡阳时口碑就不错嘛，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在四川也曾发现一块张献忠部下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记载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等。
过去封建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等，流毒深远，至今大多数四川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所谓“八大王剿四川”的传说影响。其实张献忠并非一开始就要屠蜀，而是在清军入川，南明反扑以及川民土著武装反抗四起的情况下才下令屠杀川民。
特别是在张献忠决心屠川的时候，其控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需要后方稳定，另一方面张献忠打仗要仰仗有限范围内的治民提供庞大的军需粮草，因此张献忠与川民矛盾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他最后感叹：“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于是就发生了“屠川”的悲剧！
但是，后世的统治者特别是清廷出于政治上的对立（张属于“贼寇”）和掩盖清初在征服四川的过程中大肆屠杀川人的罪责，蓄意混淆、歪曲客观事实，说四川人口锐减都是张献忠杀光的，这样就将全部责任嫁祸到张献忠身上了。
张献忠在四川人没有杀那么多，但的确是带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进四川！依据近年史学家初步测算，单是白银就有不下相当于三十亿人民币的数额。我们知道，“大西”自1643年（崇祯十六年）在武昌初步建立政权至张献忠身死（1647年）不过四年，要从其在成都正式称帝（1644年11月）起算还不足三年。
他早期的征战岁月不说，就是后期建立政权前后也是没有什么正经赋税收入。因为是大西王朝统治时间太短，飘忽而过，几乎委官守土的工作还没完成就灭亡了，还不说一直内乱不断。再加上张献忠动辄减免税赋，如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打下成都后，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等等。他所有的金银珠宝都是靠劫掠而来。
张献忠集团不论是早期的军事征战还是后期的政权运转都依赖于长期劫掠积累的财富。明末特别是以潘王为主的官僚贵族多年所掠夺的黄金、白银堆积如山，最后却都为席卷天下的张献忠起义军做了嫁衣，他率部每打下一地，就是诛杀贪官，搜刮金银。所到之处，如蝗虫过街，不剩一物。
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占襄阳，襄阳是当时的军事重镇，“贮五省饷金及弓刀火器，饷金、甲器各数十万皆聚于城内”，同时也是襄王的王府所在地，王府藩库加上军需饷银，齐聚城内。张献忠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和其在襄阳避难的第三子贵阳王朱常法，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夺取武昌。武昌有楚王朱华奎驻节，历代楚王在武昌搜刮民脂民膏，敛聚的财富无数，光每年王庄租银就多达21300两。张献忠攻城前夕，明朝军费奇缺，将士不肯用命。文武百官曾齐聚楚王府，再三恳请楚王暂借库银垫支军饷来稳定军心，楚王思忖良久，最后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间分封诸王时的裹金交椅，叫穷说：“此可佐军，他无有！”
张献忠进武昌城后活捉了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见到王宫中这么多金银财宝，他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楚王装在铁笼子扔入长江淹死。
同年，张献忠挥师进抵长沙，并攻占衡州及其所属州县。在大西军的打击下，分封在湖广各地的吉王、桂王、荣王、岷王等也或死或逃，经世积年搜刮的金银财富，也都笑纳张献忠农民军。
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攻克重庆，处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朱常浩建藩陕西汉中，前后在汉中生活多年。清人刘景伯《蜀龟鉴》有记载：瑞王在汉中时，自己降低衣食标准，并为地方捐济钱粮，为人“不迩声色，洁己爱人”，“有贤王称”。
但是朱常浩在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总共有20000倾田庄依照田亩数加派赋税取得租银，这样的话不怎么胡花积累的银子自然不会少，崇祯十七年瑞王逃离汉中到重庆被张献忠所杀，瑞王白银也都归了张献忠！
接着，大西军攻克成都。成都王朱至澍凭借政治势力，在天府之国跨州连郡大量圈占，积聚了惊人的财富。万历年间，王府庄田已经占有都江堰灌溉的11个州县土地的7/10。农民军进城后，成都王朱至澍和王妃、其四弟太平王朱至渌投井自杀。
张献忠令人打开蜀王府银库。看到库中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仅银子就有数十万两，张献忠一阵狂笑：“蜀王有这么多金银财宝不招兵买马，却白白送给老子，真是头蠢驴啊！”蜀王宫也就成了大西政权的皇宫。
张献忠杀的藩王就这么多，其他巡抚、按察使、总兵、将佐更是大有人在。所有人被杀之后，都是满门抄没。再说说他更早还曾攻下明朝中都凤阳，对朱家皇陵掘坟刨墓，杀官灭贵，甚至连皇陵周边上千棵柏树都砍伐一光，还能放过一两纹银？
此外，张献忠还曾“入河南袭破许州（现许昌市），杀左良玉兄，获物资巨万”。由于左良玉是明末很有战斗力、拥兵自重的主要实力派军阀，平日也抢掠无数，他哥哥实际是许州大本营的左良玉军饷储备及个人财产的看护者，结果让张献忠兜走了。
前前后后抢了那么多银子，张献忠却不允许部下私藏金银，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私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大西政权定都成都以后，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征”。依据史料，我们找不到大西政权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也就是说近百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开支，基本上依靠没收官库、抢掠前朝官宦私财和民间“打粮”来获得。
如果说前期打天下时这样做尚可的话，坐天下之后还这样的话必将激化社会矛盾，阻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国库”空虚、财政经济的困窘是大西政权很快崩溃的根本原因。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清朝肃亲王豪格（皇太极长子）和吴三桂率清军也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
张献忠部就是在这种严峻态势下，沿岷江水路用战船满载金银和历年积累宝藏向南战略性撤离成都，结果遭到崇祯年间乐山籍武进士、明末参将杨展率部伏击，地点就是岷江彭山区域的江口镇老虎滩渡口。
以骑兵见长的大西国本来不擅长水战，加上船队满载金银负荷太重，且本来是撤退转移，未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所以在明军杨展部的火攻、箭射伏击之下，张献忠部一败涂地，士卒、辎重几乎损失殆尽丢尽，残部急忙逃回成都。仓惶之中，连“永昌大元帅印”都沉没江底。
杨展的幕僚费密所著的《荒书》中记载：“杨展先锋见贼焚舟”。看来张献忠部在彻底战败的情况下也有人主动放火来烧沉战船，其目的很简单，宁可沉到江底也不让明朝军队俘获一二，或许大西国将来还能再来打捞。
1646年，张献忠引兵拒战自陕西汉中进川的满清铁骑，与肃亲王豪格、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在西充凤凰山殊死血战，张献忠中箭而死。此后，如狼似虎的清初八旗兵就再也没给大西政权翻盘的机会，直至大西政权彻底被剿灭。于是张献忠部的大量沉船宝藏只能永沉江底了。
自大西国灭亡后，四川民间一直在流传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 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民谣隐约讲述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东山再起，就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配对藏宝记号，以后发现了石牛石鼓的人，就可以找到“大西国”的巨额宝藏。
民谣似乎是跟江底沉银有关，又如同是另有所指。几百年来，一直真假莫辨。
直到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铲出“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的一捆10枚银锭，才重新激起了专家和当地百姓探求“张献忠江口沉银”之谜的热情。
尽管当地政府一直否认“沉银”之说，但是嗅觉灵敏的文物盗贼纷纷出动，蜂拥而至的窃贼利用专业水下工具在夜间潜入江底疯狂盗掘，果真挖出包括张献忠大元帅金印的珍贵文物上千件。 终于国家文物局于2016年6月正式批准《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项目》 。随着发掘的工作展开，相信有进一步的重大文物发现和越来越多的关于张献忠的谜团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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